“治理PM2.5需实现四个协同”

　　王尔德

　　专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柴发合：

　　“治理PM2.5需实现四个协同”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日前，环保部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而PM2.5也如约纳入新国标。

　　 3月2日的发布会上，环保部表示，新标准的发布标志着环保工作重点将从污染物总量控制阶段向环境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阶段、从控制局地污染向区域联防联控，从控制一次污染物向同时控制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物、从单独控制个别污染物向多污染物协同控制转变。

　　 “我们做了测算，新标准实施后，我们国家将有三分之二的城市达不到空气质量的要求。” 在当日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表示，大气污染治理任务非常艰巨，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改善我们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

　　 对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对本报表示，快速发展变化的PM2.5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出缺乏全国层面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研究，特别是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标准制定和环境管理结合不密切，因此，在制定PM2.5污染控制路线图时，需要从政策、标准、基础研究、控制技术等多方面发力。

　　 在PM2.5的治理上，柴发合强调协同控制尤为重要，要努力四个协同，即多种污染物的协同、区域控制的协同、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的协同、多种管理手段的协同。

　　 PM2.5污染时空演化未明晰

　　 《21世纪》：PM10主要是一次污染物，而PM2.5则具有双重属性， 大约50%的PM2.5为一次污染物，大约50%的PM2.5为二次污染物。 从污染物防治上来说，PM2.5有哪些特点？

　　 柴发合：PM10和PM2.5都包含一次颗粒物和二次颗粒物，但PM2.5中二次颗粒物的含量较高。PM2.5的防治难度较PM10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PM2.5的来源较PM10复杂得多。一方面目前我们主要关注PM10的防控，PM2.5一次来源的情况不明。另一方面，PM2.5中很大一部分是二次污染物，无法采取直接控制的措施，需要针对PM2.5中二次污染成分对应的前体物进行控制，如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挥发性有机物等。

　　 《21世纪》：PM2.5将为我们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带来哪些挑战？

　　 柴发合：PM2.5的污染特征、形成机理和来源均比较复杂，因此对PM2.5的污染治理模式也需要更加体现科学性和创新性。各地由于污染源类型、地理位置和气象条件不同，PM2.5来源问题差别很大。

　　 首先要科学地确定PM2.5的来源，识别重点污染源，有针对性地采取控制措施。城市中的各种扬尘、机动车尾气排放、民用生活和餐饮源，以及水泥、钢铁炼焦、火电等工业源直接排放的颗粒物，都是PM2.5的重要一次来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与氨等气体排放经大气转化形成的二次颗粒物及其区域输送也是PM2.5的重要来源。遗憾的是许多地方还没有掌握PM2.5及其前体物的排放清单。这是目前PM2.5污染控制的最大挑战。“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削减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时也将氮氧化物列为约束性减排指标，这无疑会对二次颗粒物的控制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加之未将VOCs和NH3等前体物作为控制指标，我国PM2.5污染控制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PM2.5监测刚刚起步，缺乏长期的全国范围内的PM2.5的监测数据，使得我们还无法总体描述我国PM2.5的污染时间演变和空间变化。这也成为制约我国PM2.5污染控制的障碍之一。

　　 应尽快制定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导则

　　 《21世纪》：在2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于PM2.5的治理措施上，提出要进行协同防控。您如何理解包括PM2.5在内的多种污染物的协同控制？

　　 柴发合：我认为协同防控有几层含义：

　　 首先，由于PM2.5成因复杂，与多种大气污染物排放和大气化学过程相关，要控制PM2.5的污染，必须同时控制包括SO2、NOx、PM、VOCs、NH3等多种前体污染物的排放，所以需要协同控制多种污染物排放；其次，仅靠某几个城市努力很难改变PM2.5污染的整体局面，而区域联动

　　 共同采取有效措施，这是区域协同控制的概念；第三是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的协同，即可同时采取如节能降耗、燃煤替代、清洁生产与脱硫脱硝、除尘等措施。

　　 第四是制定标准、完善评价方法、进行区域统一监测、统一评价、统一发布等，这是多种管理手段协同的概念。

　　 在控制对策的实践方面，虽然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期间，通过实施区域联防联控对策，对包括颗粒物污染在内的复合型污染有一定的控制效果，但基本上都属于局限于通过非常规的强化手段获取短期环境效果的行为，对于区域污染控制长效机制和对策的研究、建立缺乏系统研究和实践。

　　 同时，我国现行的控制技术以单污染物控制或单污染物控制技术组合为主，这增加了PM2.5的控制成本，降低了控制效果。我国目前亟需开展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及管理机制的研究，尽快研究制定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导则，达到物理协同、经济高效的目的。

　　 事实上，严格来说，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真正意义的PM2.5的控制对策。

　　 《21世纪》：目前，环保部正在起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物联防联控“十二五”规划》。目前的地方行政体系格局当中，您认为应该如何建立这种联防联控的机制？

　　 柴发合：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体系下，如何进行联防联控，如何操作的确还需要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我觉得，统一监测、统一评价、统一发布信息等几个统一平台和网络的建设是联防联控机制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且需要基于这个平台明确如下问题：区域内污染输送和影响关系、各省市对区域污染贡献的分担率、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及目标分解原则和依据、环境质量目标与总量控制目标之间的响应关系等问题。此外，在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和运行中，环保部各区督查中心要发挥作用。

　　 北京治理PM2.5时间表太慢？

　　 《21世纪》：北京去年出台了《北京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1-2015》，并原则通过了《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方案》，您认为现有的治理措施，还有哪些不足？应该怎么改善？

　　 柴发合：北京的大气污染控制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北京第二产业比重已很小，机动车排放标准和车用燃油油品标准也是全国最严格的，所有燃煤电厂都采取了高效除尘、脱硫、脱硝等控制措施，北京市的燃煤总量也一直呈下降的趋势。似乎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该用的措施也都用了，但北京市的污染依然十分严重。

　　 北京市提出八大控制措施，涉及到监测、交通污染控制、削减燃煤总量、高污染工业治理、高标准保洁、生态建设、应急预案、公众参与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涉及面很广，我也相信，通过这八大措施的落实，北京的环境空气质量一定会持续改善。

　　 在上述措施之外，我认为可能还有几个根本问题的思考，或许影响北京市大气污染控制的方向，即北京市城市发展规划、人口规划、公共交通规划等。简单的说北京的发展离不开人，大量人口的涌入势必给能源、交通、环境等带来压力。人要出行，就要有工具，当公共交通不能满足时，势必造成私人轿车流量的增加。即使单车排放因子再低，保有量和使用量的增加带来排放总量的增加也将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市近周边污染物排放控制问题，如北京郊区、县生活面源、裸露地扬尘控制等还有很大空间。北京市远周边污染排放协同控制问题，需要北京与周边省市加强联防联控，共同解决区域大气污染问题。

　　 《21世纪》：北京市提出，到2015年PM2.5的浓度相较2010年下降15%，2020年相较2010年下降30%，2030年空气质量达标。您如何评价这一时间表？

　　 柴发合：北京提出的治理PM2.5时间表是一个政府愿景目标时间表。这个时间表的提出，一方面表达了政府治理PM2.5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PM2.5控制的难度。有两项因素对环境空气质量改善至关重要，即经济增长方式和污染控制策略。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方式，制定并实施更科学的大气污染综合控制策略，将从根本上促进空气质量改善和达标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