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始裹挟着越来越多的暴力因素

　　“妥协”还是对抗

　　健康的公共领域能够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但前提是在这个时空中能够进行精英参与的“理性的、非支配性的辩论”

　　姬康

　　在世界范围内，网络已成为表达民意、呼吁社会正义的重要渠道。但同时，也开始裹挟着越来越多的“暴力因素”。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网民开始陷入起于人肉搜索而终于对权势者质疑和谩骂的怪圈。相比之下，在美国，同样源自网络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没有在网上通过谩骂政府吸引参加者，而是提出改革税收、加强政府监管、完善医疗保健、降低学费、增加就业机会等明确口号。他们不仅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试图找到解决症结的办法。中美两国“网络运动”差异，也许能从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找到原因。

　　美国并不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一系列经过妥协所产生的制度和法律之上的“妥协”社会。从联邦党人与邦联主义到绿背党与银本位制；从立法过程中的利益集团相互制衡到司法制度中的讨价还价；从工会与资本家签订劳资合同到路边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美国社会并非没有矛盾，只是更喜欢选择用“妥协”来解决矛盾，所有人都试图在制度内通过让步达成共识。

　　而在我们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问题通常在对抗中被激化，最终导致用破坏而不是修正来解决制度的不足。

　　无论是“大楚兴，陈胜王”，还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从“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到太平天国运动，在民意伸张和正义重建的过程中，谩骂和革命都是最有力的口号。领导者和参与者往往在缺乏理论准备和重建纲领的时候，就开始攻击最有能力调整该制度的现政权，这样攻击者要么被旧制度吞噬，要么最终还是沦为旧制度下新政权的捍卫者。

　　电影《让子弹飞》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这种暴力倾向，虽然麻匪们担当了启蒙者，用暴力手段惩罚了危害一方的恶霸，却无法完成新秩序的建立，县城革命最后变为一场群氓的狂欢。

　　美国社会的“妥协”传统源自于对“群氓暴力”的恐惧，以全民参与为特征的法国大革命的矫枉过正，让美国人深感不安。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做过精辟分析：“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很大，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因此，在群体中这种同质性吞没了异质性，形成了群体的共同属性”。也就是说，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个性便被淹没，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这个群体“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乌合之众》解释了目前网络暴力横行的深层原因。网络讨论的匿名性、交互性、低成本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性吸引了大量“三低人群”(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参与，对社会的不满或理想主义导致了过激言论，谩骂代替了理性的批判。

　　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定义为一种介于市民社会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时空，其中个体公民，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网络是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健康的公共领域能够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但前提是在这个领域能够进行精英参与的“理性的、非支配性的辩论”。

　　中国的网络生态中，网络暴力给人留下较深印象，导致大多数议题最终变成一场人身攻击，从而失去了批判的高尚性，在失去道德制高点后，精英之间的口诛笔伐也就变得越来越“娱乐化”。结果，只要知识分子做出有利于官方的评述后，总会在网络上招致质疑和批判，然后演变为一场新的人身攻击。一些精英们既成为网络暴力的牺牲品，也在为网络暴力推波助澜。对群氓的恐惧让欧美人更愿意相信协商的力量，而中国网络群氓的广泛参与却有些导致社会的疏离；妥协能够提高社会的兼容性，而对抗只能使制度失去弹性；互联网允许产生幼稚的愤青，也许他们能够左右大众舆论和个人看法，但构建一个有自律精神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的公共领域，才能提供更加多元的意见，这样既分化了群氓形成合力的强度，也瓦解了盲目执着的平台。

　　“占领华尔街”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人理性态度的一面。在中国，也许网民们更需要具备提出解决方案的智慧，而不仅仅是愤怒。

　　(作者为美国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