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艺术家，而不是设计师

　　周舒

　　第一财经日报：你早期的作品让我想起意大利的“贫穷艺术”，不过你的作品感觉似乎更为诗意。

　　托尼·克拉格：我觉得“贫穷艺术”的作品实际上也很诗意。我最早的作品是在1979年，那差不多也是“贫困艺术”活跃的年代。40年前的状况和现在有点不一样，那时候没有网络，资讯没有这么发达，你不会知道每个艺术运动，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我当时并不知道“贫穷艺术”。我想这种相似与那个时代有关，我出生在二战之后，那是一个旧的模式已经失败的年代。比方说音乐，有很多革命性的音乐，很多想要改变世界，充满理想主义的音乐。我想上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的艺术家们也都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想要从基本的构成世界的材料入手，我想我分享了那种精神。“贫穷艺术”有一种独特的与自然相联系的特质，我的作品如果有的话只能称之为“都市自然”。

　　日报：后来你在选择创作材料方面是否产生了转移？比如说从塑料、回收材料到木头、青铜？

　　托尼·克拉格：有很多变化，但不能称之为转移。在1982年、1983年，我用了很多拣来的材料，很多都是在工地上拣的，我甚至还想使用一些没有任何人想用的材料。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20世纪就是一个什么材料都可以用来做艺术的时代，我接受了这个前提，然后参与其中。对于艺术家来说总是这样的，有经典的艺术史，也有自己的私人史。我拥有积极寻找新材料的机会，但很多材料你很难用它造出什么来，更多的是组织它们，用它们做装置。我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作品就是那样，在博物馆、美术馆根据场景，安排材料，非常得装置。这种方法现在还有很多艺术家在用，但问题在于你没有很多反思的时间。这更像做表演，而非做艺术，而且非常地域化，今天在法国，明天在意大利，但是谁在乎呢？很多时候我都坐在材料中间，想这很有趣，但是在装置作品的过程里，我没有时间思考。我决定不再这样工作，于是我回到了工作室里。可以说我早期的作品能唤起我现在的作品，我关心的总是作品如何被制作出来的过程，这是一种转变。

　　日报：这些作品的形状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怎样做出这些形状呢？

　　托尼·克拉格：这是一系列的做决定的过程，不是说你脑子里有一个概念，然后把它做出来就行了。最开始是绘画、小的作品、继续发展形式和想法，还有很多情感和感觉的发展，最后才会出现现在的作品。这种过程很棒，就像一次旅行，你在路上发现你没有想到的东西。

　　日报：就好像它们自己生长出来一样吗？

　　托尼·克拉格：对，就是这样。所有人都问我，你怎么制造出它们来的，我总是回答，其实是它们制造了我。

　　日报：会用计算机作为辅助吗？

　　托尼·克拉格：会的，如果你要切割很大的东西的时候，就需要计算机来作为辅助。但是我从来不用计算机来生成形状，绝对不会。我没有一件作品是用计算机来成型的，计算机是很有趣也很有用的工具，但是你不能用它来做雕塑，它不是有感情的工具。

　　日报：你怎么决定要做伍珀塔尔雕塑公园的呢？

　　托尼·克拉格：也正好是有个机会，在2005年还是2006年这个想法慢慢浮现出来，正好有一片不错的地方。就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也是毫无计划，但它慢慢就实现了。

　　日报：很多YBA一代的艺术家，比如达明安·赫斯特，采用了非常不同的材料，你怎么看待他们的作品？也有人将你和亨利·摩尔相提并论，你对此如何看待？

　　托尼·克拉格：艺术一直在继续，他们做那些作品本身这件事就很让人兴奋。不过实际上我不太会去思考他们的作品，他们做他们的，我做我自己的。我不会去特意思考某些艺术家的作品，我会去关注广泛的艺术家，这比较有趣。

　　人们怎么评价我，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不会关心那些。我的作品也不会传递信息，而只是表现我的经验。

　　日报：作为教师，你对年轻艺术家会有什么忠告？

　　托尼·克拉格：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处境，和我那个时候很不一样，媒体、网络、巨大的艺术从业人群。年轻艺术家必须界定他们的兴趣，专注于那个兴趣，观察、获取信息，不管是植物学、天文学还是社会组织学，然后把那些信息转化成自己的艺术。你必须抵抗商业的影响，因为商业主义泛滥已经让人产生了“为一些什么人而创作”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变成一个设计师，而不再是艺术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