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厘头的怒火

　　唐学鹏

　　 近日，欧洲商会对中国正在征求意见的公务车采购目录大为光火，欧洲商会秘书长Dirk Moens措辞非常激烈。他的意思是，欧洲让中国的长城汽车在保加利亚投资1.2亿美元的汽车装配厂，以及让吉利汽车从福特手上收购了沃尔沃。欧洲是开放的，但中国的公车采购目录却是“封闭”的。Dirk Moens威胁，欧洲商会将评估中国公车改革带来的影响，并有可能敦促欧洲国家政府采取反制措施。

　　 我们一贯反对政府采购的“李斯特主义”，即将政府采购看作是扶植本国民族产业的一个办法。政府采购很多都是公共品建设，政府采购是纳税人的钱，必须要保证其质量，一个开放性的招标体系是公共品高质量的基础，对纳税人也是个安慰。

　　 但是，政府采购恰恰是德国和美国人将其演变为一种宏观政策工具，而且乐此不疲不断强化。1933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购买美国产品法》，强化了政府采购的李斯特原则，在高达几千个行业实施排斥外国货的政府采购方案。比如在汽车方面，《道路运输效率法》要遵循《购买美国产品法》的原则，州接受联邦运输部补助采购包括车辆等大众运输机械时，60%以上的资金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欧洲原本就是李斯特保护主义的发源地，二战后更是纷纷效仿，大部分政府采购几乎都是“国货优先”。即使后来出现了关税总协定达成的《政府采购协定》，不允许“国货优先”原则，强调无歧视性，欧洲美国日本韩国还玩弄一种“第三种策略”，即政府成立一个参股的私人机构，然后将采购权力下放到该机构，私人采购不需要公开公平、讲究私意随意，用“第三种策略”执行政府采购的李斯特原则。

　　 这股一直肆虐到1980年代的欧美政府采购“歪风”恰恰是新兴市场国家打破的。这里面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补缺式”有的是“享乐式”。比如东南亚修建水坝、中国修建铁路、巴西发展采矿，这些新兴国家技术能力不过关，政府要达到目的，就必须采购发达国家的技术产品，这属于“补缺式”。随后，新兴市场国家就有意见，“我们采购发达国家那么多东西，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目录里面也要考虑我们的一些产品。”经过发展中国家的反复吵闹，以及发达国家的借力打力，才出现了1980年的《政府采购协议》以及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后的更新版。

　　 而“享乐式”，指的是新兴市场威权主义国家的一些官僚，尤其在办公用品和公务用车领域，他们想用点高级货。这些国家的政治游戏规则跟民主国家不同，民主国家是选民政治，选民们要求政府采购本国的产品，这样有利于选民就业。但威权主义国家的官僚没有这样的政治压力，他们更多地从享乐角度出发，觉得国产车不好用或者太土，要开奥迪、宝马这类的才舒坦，这样也极大地推进了该国政府采购的开放化。

　　 所以，我们只需要略微动脑筋想一想，就会明白，中国在公车这方面政府采购的开放性必然是非常高的。中国公车政府采购目录的变化，完全是跟着美国和欧洲学的，比如“公务车的配备排气量”、“境内生产，且国内生产成本比例超过50%”等等，这些原则不妨碍欧洲人，也就相安无事，现在新的采购目录提出“3%的研发费用比例”，这其实也是跟美国学的，但欧洲就受不了，因为它们不怎么将研发放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