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人迁港记

　　谭洪安

　　1947年～1949年之间，中国内地大批工厂企业南迁至香港，时称“工业南逃”。据当年香港出版的英文杂志《远东经济评论》转引港英政府的统计数据，1947年国内各地迁港工厂约有50多家，而1948年第一季度新登记的260家工厂中，至少六成以上是国内“逃”来的。该刊还估计，截至1948年5月止，内地“逃港”工业资金多达两亿港元以上。

　　在这些迁港工厂中，来自华南工业重镇广州及周边地区的为数不少。如香港《华侨日报》报道：“广州工业逃港也极汹涌，近来橡胶、针织、火柴、织布、五金、化学工业、化妆品等纷纷迁往香港，截至现在可知之数约达百家左右。”只是粤港两地向来经贸关系密切，资金流动频繁，且广州的工厂规模相对较少，远不如同期南迁的上海和天津等地一些著名毛纺织企业引起的震动之大。

　　当年的工业迁港，大多并非把原有设备大批拆迁搬运南下，而是将国内资金抽调到港，另起炉灶，或将前期海外订购的设备转运到港，再投资设厂。至于迁港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说，是国共内战愈演愈烈，政治和经济危机互相交织，企业难有稳定的经营环境和市场预期。从具体的方面说，则是政府严格的出入口管制、物价高涨导致购买力急剧下降以及税负太重等。

　　广州一带企业，更面临江浙财团为主体的垄断资本，完全控制了进出口贸易渠道的严峻局面，很多工厂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1948年底，广州全市工业企业能够全部开工的不足三成，半开半停的超过半数，近15%是全部停工。如此窘迫情况下，工厂迁港寻找新的出路，也在情理之中。

　　广东工业集中“逃港”，这并不是第一次。1938年10月日寇攻陷广州等地后，粤商掀起一波迁港潮，规模宏大，很多成了香港各行各业的新骨干。如广州一带的织造厂纷纷迁港营业，使香港织造厂迅速增至数百家，1939年纺织产品出口总额达3200多万港元，为当时最大宗出口货物。这一“盛况”，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才告戛然而止。

　　再往前追溯，早自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大批华南殷商富户为躲避历次战乱陆续移居香港，买地开店经营牟利。随着香港日益成为东方转口贸易枢纽，内地与西洋、南洋的货物人员来往频繁，南北行、金山庄、银钱业等民间商贸业相继兴起，且多为广东的潮州、广府和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商人控制，他们也成了早期港商的中坚力量。

　　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出版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中，所收录入册的粤籍人士（包括粤籍华侨）占总数九成以上，其中不乏知名的大商人。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且与外界隔绝，再也无商可迁，但广东人流入香港的势头却并未完全终止。1962年初，面临巨大饥荒压力的广东省党政一把手陶铸，一度指示放松边境管制，让下放到农村的一大批青壮年以及农民逃到了香港。

　　其中有一位叫陈仲文的政府基层干部，原来是1949年后主动北上广州参加工作的香港爱国青年，因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心灰意冷，决定抓住机会返回父母身边。他很快成了在香港研究广东的哈佛学者傅高义的得力助手。而刚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曾宪梓，也在此时赴港，后来他在港创办了金利来领带品牌，并成为改革开放早期回国投资的首批成功港商之一。

　　1976年～1978年期间，内地政局再度发生波动，严格的控制出现松动之际，广东沿海爆发大规模的“偷渡潮”，又一批渴望追求更好生活的年轻人，冒着被截留、拘押、遣送乃至中途丧命等种种风险，争相踏上那个日益富裕的小岛。

　　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先打工后经商，积聚了可观财富，得以衣锦还乡。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新港商”大都不愿公开谈论自己当初经历的苦涩与艰辛。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敏生，广东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及暨南大学教授张晓辉提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