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转型：叙利亚失去的机会

于盟 2012-03-10 01:57:35  

　　进入3月，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的角力在动乱中心老城霍姆斯有了结果，反对派武装从位于两大城市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连结点“战略撤退”。

　　一位中方驻叙机构人士说，如果叙军很快重新控制拉斯坦和伊德利卜农村地区，那么，叙利亚的安全局势将好转。

　　战场上的伤亡有望得到控制。在过去一年的动荡中，城市看起来似乎未受影响，白天，街头熙熙攘攘，招手即停的小巴停在路边更阻塞了交通。建筑外墙上的涂鸦有被涂抹的痕迹。

　　然而如果贴近观察就发现，居民们学会了“莫谈国是”。即使是同事之间，也绝不谈论局势的发展。一片沉默中，默契的是担忧的神情。

　　街头三三两两的便衣情报人员很好辨认。几乎每个居民都知道一些情报人员抓捕异见分子的故事。

　　“即使普通民众成为这些政治变革的牺牲者，但战斗到最后一刻就能赢者通吃，否则便身首异处，又有怎样的政治人物能摆脱这样的血腥诱惑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联对本报说。

　　王联认为，叙利亚的悲剧来自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传统政治角力，各种政治力量都不能容忍其对手肉体和政治生命的存在，不给对方出路，再加上外部力量试图寻求自身利益而积极卷入。

　　血色叙利亚

　　在经历了一年的政治危机之后，迫于生存压力的巴沙尔政府在2012年2月终于对引入多党制的新宪法草案进行公投。草案的第八条写道：“叙利亚将建立在政治多元化的原则之上，民主将通过投票实现。”

　　新宪法草案以89.4%的支持率获得通过，内政部宣布的投票率为57.4%，虽然投票率的真实性还存在争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直接指责这是场“虚假公投”。

　　叙利亚不是“阿拉伯之春”中最早爆发革命的国家，但却先于突尼斯和埃及，在没有进行议会选举的非正常程序下，开始了多党制的宪政尝试。

　　这一民主化的进步被质疑是为巴沙尔的未来进行铺垫。公投并未带来和平的转型。叙利亚爆发了“阿拉伯之春”最为血腥的革命。在大马士革平静投票的同时，在中部城市霍姆斯，反对派与政府军的交火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

　　联合国数字显示，自2011年3月起，暴力活动中的死亡人数已超过7500人，有10万至20万叙利亚人逃离家园，并且有至少25000人在邻国寻求难民保护。

　　2011年3月中旬，在叙利亚执政党复兴党的发家之地达拉市，15名少年因为在学校墙上画反政府内容的涂鸦而被逮捕并遭到虐待。向警方问责的母亲却遭到了恐吓和侮辱，这引燃了部族的愤怒。

　　依赖于这支安全力量的巴沙尔迟迟不肯问责其滥用暴力的行径，他的弟弟正是这支力量的领导人。2011年7月31日，叙利亚军队在全国各地与抗议示威者的冲突造成约140人死亡，其中至少100人在哈马丧生。

　　在哈马的军事镇压触及了叙利亚历史上的伤疤。这个地方集中居住着对少数派阿拉维政权统治不满的逊尼派人士。20年前，巴沙尔之父就曾动用军队镇压在哈马的穆斯林兄弟会活动。

　　在安理会，中俄两度联手否决了涉叙草案，两国外长解释为安理会中的某些国家不断破坏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机会。

　　外部势力干预转型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叙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兰蒂斯说：“叙利亚革命如此血腥，远甚于埃及和突尼斯，是因为民族和宗教的矛盾。”

　　占叙利亚人口12%的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占据着党政军的领导层。 “阿拉维派一旦被拉下台，就面临着被逊尼派大清洗的威胁，”兰蒂斯说。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王新刚判断，军方对巴沙尔政权仍将保持忠诚。“巴沙尔政权赖以支撑的因素是复兴党三位一体的党政军体系，复兴党和政府的架构制约着军队，叙利亚军队本质上是复兴党的军队，除非内部分裂，否则不会倒戈。”

　　武力成了决定政权存亡的关键，也给了各有所图的外部势力进行干预的空间。

　　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武器进口国，同时也看守着俄罗斯在地中海边的塔尔图斯军港。两国间的军火合同一直没有停止。

　　资深大使华黎明指出，部分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将叙利亚问题闹到联合国，就是要将干预内政合法化，本质是将叙利亚内部危机提升为地缘政治博弈，最终锁定伊朗。

　　对于美欧、中俄和逊尼派的穆斯林国家三方，伊朗凝结着能源、地缘战略、意识形态多重利益。

　　石油部副部长胡萨米尔丁宣布加入反政府阵营之后，战场受挫的反对派似乎等到了政府内部分裂的“好消息”。

　　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特使安南在赴叙利亚斡旋之前表示，他将促使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和他的政敌停止战争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然而，安南的这一表态引来了叙异见分子的愤怒谴责。

　　异见人士阿卜杜拉说：“坦克炮轰我们的城镇，狙击手射杀妇女和儿童，很多地区被政府切断与外界的联系，里面没有水、电及任何通讯方式，因此我们拒绝任何对话。”另外一位活动家也认为安南号召双方对话的呼吁听起来“像对巴沙尔（劣迹）视而不见”，这只能纵容巴沙尔“镇压革命”。

　　前述国际关系学者王联认为，中东阿拉伯各国的政治剧变，从突尼斯一国的内部角力，迅速转化为多个外部力量的积极卷入后，就注定了后来的那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必定要受制于外力而无可奈何。

　　在两难中徘徊的经济

　　毫无负担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构成了反对派最初的武装力量。抗议活动的爆发地德拉，由于叙黎交恶而失去在黎巴嫩的工作机会的年轻人无计可施，腐败和连续数年的干旱更是雪上加霜。

　　叙利亚共产党总书记阿迈尔·巴格达什认为，上世纪90年代起，叙利亚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成果仅在工商阶层内分享，农民和穷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但受益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工商阶层却被已有的权力体系拒之门外。

　　前述学者王新刚指出，叙利亚经济仍在国营与私有、计划与市场的两难中徘徊，是囿于政治上的需要、意识形态上的宣传以及国家安全的考量。

　　里阿德·赛义夫就是个例子。他曾是阿迪达斯叙利亚授权生产经销商，面向欧洲出口。上世纪90年代其在工商界影响力助他进入叙利亚议会。

　　然而里阿德不仅揭露阿萨德家族在电信领域权钱勾结腐败丑闻，还组织签署推动民主化改革的《大马士革宣言》，在2001年和2008年两次被捕，2011年5月再次被捕。2012年1月，叙利亚政府集中释放了一批政治犯，但里阿德仍未获释。

　　失去的机会

　　“一旦经济发展和政治诉求产生矛盾时，当权者往往会牺牲前者，”王新刚认为，“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都难以确保经济和政治发展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甚至断送现代化的成果。”

　　“没有政治的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也是不可能发生变革的。政治意愿、政治权威和政治技巧是保证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所缺失的。”

　　现在，反对派对政治解决不感兴趣了。虽然在阿勒颇的街头，作为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参加市政议会选举的候选人的画像偶尔出现，但无人驻足也无人关注。街上更多的还是巴沙尔的肖像。

　　变化来得太晚。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雷蒙德·辛奈普认为，如果阿萨德在危机酝酿时回应民众期待进行改革，而非强力镇压，今日他可能已经渡过了危机，甚至会在让步下的选举中获胜。然而，他对和平示威者的残酷镇压激怒本国民众和国际舆论，导致抗议者的要求从改革一直上升到暴力推翻政权。

　　“民众曾经心甘情愿用自己的政治自由来交换叙利亚政府提供的稳定、公平、就业、补贴和有限程度的自由，这就是叙利亚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兰蒂斯这样总结，“一旦政府无法继续提供，这个契约失效了，民众就要求变化。”

　　埃及政治评论员阿依曼说：“阿萨德如果离开，或许可以抚平愤怒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