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

　　徐以升

　　[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总含义是，中国经济将从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长10.5%、M2年均增长率18.2%，回到GDP增长8%左右、M2年均增长12%甚至更低水平 ]

　　新常态（New Normal）这一概念最早是2009年早些时候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造出来的，以描述危机后的欧美发达经济再也回不到之前的状态，其主要含义是：低增长、高失业将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将降低。

　　实际上，不仅是欧美经济，中国经济在经过30年尤其是加入WTO十年后的高增长之后，在经历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经历2008年危机后三年的财政货币再扩张之后，经由2011年的酝酿，自2012年开始，也将迎来一个“新常态”。

　　定义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探寻中国经济未来与中国资产价格未来的基础背景与前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总含义是，中国经济将从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长10.5%、M2年均增长率18.2%，回到GDP增长8%左右、M2年均增长12%甚至更低水平。

　　“十二五”规划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至7%，此次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12年GDP增长目标近八年来首次下调至7.5%，昭示着中国政府也将明确这一“新常态”。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大致包含如下四重含义：

　　其一，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是经济与金融的两个最关键数据，这两个数据都将面临台阶式下降和增长中枢回落。这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所曾经历过的历程。日本二战后经济增长中枢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之前的高速增长，上世纪70~80年代略低于5%，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初期2%为中枢。

　　其二，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规模与水平将迎来台阶式下降。比较优势所支撑的加工贸易仍将持续为中国贡献贸易顺差，但自2009年一般贸易出现20亿美元净逆差之后，2010年、2011年一般贸易已经各实现了贸易逆差460亿美元、876亿美元，2012年前两月即已经实现逆差373亿美元。一般贸易逆差的持续累积，将持续拉低中国贸易顺差规模。不仅于此，随着高达1.6万亿美元FDI存量余额在中国所获得收益的渐次汇出，收益项下的净逆差将持续拉低中国经常账户的总顺差水平。这一转折已经实现，甚至不排除中国将出现总体经常账户的净逆差。

　　其三，人民币汇率将从过去10年的单边持续升值和升值预期，转为进入弹性调整阶段。经常账户总水平及比例的下降，是人民币汇率逻辑性变化的基础原因。美元汇率是否走出2002~2008年的贬值周期，则是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出现转折变化的外因。

　　第四，外汇占款总规模将从过去年度2万亿元、3万亿元的高增长，回归到年度约1万亿元的水平，这将改变中国货币供应增长机制，并拉低M2增长中枢。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出现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净逆差、中国未来经常项目总顺差水平的降低，以及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改变，是外汇占款总流入规模将出现台阶式下降的原因。

　　显然，中国经济迎来“新常态”有着更深层次的内部、外部原因。于内，是人口层面的结构性变化将对中国储蓄、投资结构带来深远影响。另外，由于人口结构因素的变化，未来中国在低端劳动力供给层面将面临长期紧张状态，这也意味着政府“就业导向”——往往被误认为“增长导向”的宏观政策，也将不会再长期、大幅执行宽松和刺激政策，政府这一关键变量的变化也是中国经济增速未来出现增长中枢下降的原因。

　　于外，则是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需求”已经成为全球稀缺品，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经济的再工业化，以及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产能供给，将给中国经济的未来带来长期影响。于美国而言，“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将使美国经济拥有一个低于欧洲、低于中国的能源价格（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价格），这将支撑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基于全球市场的制造业不会回流美国，但基于美国本土乃至北美地区消费市场的制造业，回归本土将有着较之过去十年更强的诱惑力。

　　资本是一种要素，中国经济“资本产出比”过去十年持续攀升，意味着资本增长对经济的拉动效率已持续降低到不可维系的水平，这一回归则意味着未来资本积累的增速将放缓。这也是未来中国总体投资利润率将下降的理由之一。

　　中国经济“新常态”从2012年开始，其经济含义、市场含义、政策含义还将进一步展开。（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