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后，无人领取的胸牌

　　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3月10日去世。大家远去，人们对他的追忆则不仅在于学术；其为师、做人之道亦从众人对他的追思中逐渐鲜活、具体起来

　　孙行之

　　[ 十几天前，当李天纲到医院看望朱维铮时，老人曾当面说道：“如果撑得住的话，我要到会场坐两个小时。”然而，他终究没有能够如愿出现在会场 ]

　　3月10日下午3点52分，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去世。彼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在场师生讨论《〈荀子〉的诗歌与风格》。柯马丁此次造访复旦，正是为了参加前一天在这里举行的一个学术论坛：“价值与意义：中华文明的再认识”。此次论坛，群贤毕至，杜赞奇、陈方正、葛兆光、陈来、柯马丁、付敏怡等知名学者齐集会场并做演讲。26年前，也是在复旦大学，一次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的会议召开。当年参加这场具有学科奠定意义的会议的学者如汤一介、杜维明、李学勤、李泽厚皆成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硕儒名宿。而会议的召集与组织者正是朱维铮。

　　朱维铮相知32年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与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傅敏怡是两次会议的见证者，相互呼应的会议主题，同样的地点，让他们恍同昨日。然而，时隔多年，海内外汉学的学术版图与成就早已是大异于前。与此相应的，是当年这批学术名宿有的依旧笔力雄健、指点江山；有人却逐渐凋零、魂归道山。论坛结束后一天，这位曾为新中国文化史研究开疆拓土的学人便匆匆离去，叫人于悲痛之外，更添唏嘘。

　　就在十几天前，当李天纲到医院看望朱维铮时，老人曾当面说道：“如果撑得住的话，我要到会场坐两个小时。”然而，他终究没有能够如愿出现在会场，主办方为与会者准备的代表证一张张被取走，而那张上写“朱维铮”的胸卡却在很长时间内静静躺在签到台上。

　　“中国文化史的开拓者”

　　在复旦大学发出的讣告中，对这位刚刚故去的学者如此评价：“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并称其为“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

　　“说朱维铮教授是中国经学史研究的重要传承者，新中国对于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是没有问题的。”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刚从网上看到朱维铮去世的消息，尚沉浸于悲伤的情绪中。

　　回忆起1986年在复旦举行的文化研讨会，李学勤记忆依然清晰，甚至精确到当年的会议论文集由哪一个出版社出版。“1986年的那次国际研讨会是‘文革’之后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因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在这方面受到抵制。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阶段。如何研究中国文化？文化史的地位究竟如何廓清？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界对于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积极和热心。当时，复旦大学新编了关于外国文化史的书籍交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次会议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在整个传统文化研究的历程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而朱维铮是这场会议的召集者和当时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李学勤说。

　　在朱维铮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姜鹏看来，有一件事情或许可以更为细化地体现1986年那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那次会议上，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著名的‘新儒学发展三个阶段论’。”

　　差不多同时，朱维铮与著名哲学家庞朴合作组织编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文化史丛书”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推动作用亦是影响深远。现在，打开这套由28册图书汇集的丛书，可以看到一连串活跃于当下学界的名字。“当年这套丛书的很多作者如今都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人，许多人的成名作也在此套丛书之中。此外，丛书的编写过程还促成了余英时先生第一次与大陆学者的直接交流。”姜鹏告诉记者，“我在先生身边的时间不长、见识不广、学问也不精，关于那些往事，很多师兄师姐了解得一定比我多。”

　　“经学史的重要传承者”

　　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朱维铮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而直至2010年，朱维铮又校编《周予同经学史论》，交予上海人民出版社。27年的时间里，朱维铮编著（合著）的书籍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　《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录》、《中国经学史十讲》、《走出中世纪二集》等，涉及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领域。而两次对恩师论著的整理和编订即可视为对文人品格的恪守、也是他完成巡礼之后，对自己学术起点的一次回归。

　　“朱先生被大家关注最多的，是他在中国经学史上面的建树。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研究，自1960年代前就开始了。”李天纲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

　　“ “经学”这个词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空白，是大家很少接触的一个问题。”李学勤说，“当年周予同曾经提出：经学时代已经结束，经学史的研究的时代刚刚到来的观点。这种论断将经学在国际上的研究范围扩大。而周予同先生学问的主要传承者就是朱维铮教授。”

　　在李天纲看来，朱维铮的经学史研究得自于对周予同学问的继承，又有重要的创新。“后来，朱先生对经学史有自己的看法，已经不同于周予同先生。他认为，经学是王朝统治学说的一部分，会依据统治阶级统治方式的不同而变化，即所谓‘经随术变’。”

　　“当年，朱先生研究的学问也正是1990年代至今人们想要重新拾回的东西。”在李天纲看来，当下涌现的“国学热”、“儒学热”正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回归。然而，他仍然不愿意将朱维铮的学术根底称为“国学根底”。“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赶这个时髦，我更愿意称朱先生是中国古代史、中国的学术底子。”李天纲和姜鹏认为，1980年代之后逐渐涌现的传统文化热，正是源自朱维铮这样一批人的无怨无悔的坚守和孜孜以求的推动。

　　身正之范

　　1978年，朱维铮走出“文革”的政治漩涡，重返复旦。1979年进入复旦大学的李天纲在入学之后的第二年便得朱维铮授教。屈指算来，这段师徒情已延续32年。当被问及对朱维铮授课的印象时，他下意识寻找到的句子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朱老师开始为我们上课是在1980年。在此之前，我就听我77、78级的学长们说过，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但因为没有完全平反，尚不能为学生讲课。”不过，李天纲所谓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并不是说入学之初对朱维铮的只闻其名，而是另有渊源：“先生给我们讲史学史的课程，通常讲到唐代就结束了。他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进展、学生的接受程度来选择上课内容。”

　　“作为老师，朱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表现在学术上，在学术上会关心学生，但在生活上则很少。他和学生的关系就是这样干干净净，很少有其他牵扯。“李天纲说道。

　　而对于朱维铮作为教师的点滴，也许因为时间相隔不远，姜鹏的记忆显得更为具体。“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是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当面从不说好话，总是指出学生很多不足之处，但其实，他心里对学生是有一定衡量。在别人面前介绍自己的学生时，他却会说出学生的优点。这是朱先生的教育方法。”

　　大学者亲自为本科生授课是一些高等学府由来已久的传统，朱维铮则是这一传统的身体力行者。据姜鹏的回忆：“直到上个学期，朱维铮才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课。就在去年12月，刚刚在中山医院接受完治疗的朱维铮即于当月中旬重上讲台，为本科生授课。知道自己行动艰难，便提醒助手提前去接他。当时教室在三楼，他就这样一步步走上楼梯，到了教室坐下缓了很久。但一到上课时间，他依旧声音饱满地为学生授课。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生，也几乎是每周都能够见到他。”

　　就在接受本报采访前，姜鹏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http://weibo.com)：“先生病危几天，反思自己这几年就像个贪玩的孩子，耽于艺文，忘乎大道。总以为有先生在，用不着自己操心。在先生最后的日子里，用整整两个晚上和我长谈。先生问我这几年做了些什么，做成了些什么，我语塞。先生说：‘很多年一直看着你，没说你。现在再要不说，恐怕来不及了。我是很伤心的，你知道吗？’老师对学生的拳拳期待于字里行间可见一斑。”

　　直言缘于自信与坚守

　　曾有学生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赠与朱维铮：“毒眼看世界，辣手著文章。”在学界，朱维铮的桀骜敢言几为人所共知。“我只是用历史来说历史，但许多人就是接受不了。”朱维铮曾这样表示。而李天纲则对朱维铮的直言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起话来的确直率，他完全是凭借一介书生学术上的自信。这种自信完全来自于学术上的坚守。他的有些批评虽然很激烈，但却不是无源之水。这也是他被很多人记住的地方。”

　　2008年5月9日，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元化逝世。当时，痛失好友的朱维铮写下悼词以寄哀思，行文中，他将王元化称为自己“罕觏的良师、忘年的畏友”。弹指一挥间，四年匆匆逝去，当年写下悼词的朱维铮也驾鹤西去，令人唏嘘。谈及朱维铮与王元化的友谊，姜鹏告诉本报：“两位老先生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有话直说，一切用事实说话。”

　　从朱维铮自己所写的悼念文章和姜鹏的叙述中，两位老人之间清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清晰可辨。1983年，王元化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顿时门庭若市，朱维铮便不再登门。直至王元化三年任职期满，两位学者的“邦交”才恢复正常。“王先生在上海真正认可的学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朱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姜鹏说道。

　　2005年，当时帮助朱维铮搬家的姜鹏意外发现一封手札，内容为王元化向朱维铮推荐博士研究生。“信上的内容大致是：王先生发现了一个资质很好的学生，向朱先生推荐为博士，并嘱托好好培养。两位老人就是这样一种君子之交。”

　　界定 “大师”

　　“朱先生的研究虽然是中国古代史的底子，但他晚年对近代史，尤其是中西交流史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李天纲说，“朱先生认为原来对中国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正确。近代史的开端不应该从1840年开始，而应该前推到清末明初。那时的社会虽然属于专制统治的中世纪，但因为中国已经与外国有了交流，就应该被划归为近代。”

　　在李天纲看来，朱维铮对中国社会“自改革”线索的梳理很大程度上打通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他的看法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线索，在西方人到来之前，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改革。现在很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归结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这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国家经历的‘文革’、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都不是外部原因造成的。”

　　生命的最后几年，朱维铮用了两三年帮助上海电视台制作100集的电视纪录片《大师》。这一系列的纪录片把1840年以来的重要文化人物进行了解读。对于大师，朱维铮曾给出这样的定义：“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朱维铮去世之前，仍以病弱之躯修订曾于1995年出版的《音调未定的传统》。在此增补本中，朱维铮独辟“另说”部分解答“当下沸沸扬扬的‘大师’为何”、“谁可堪称中国文化的大师”，尤其对海内外热衷的大师，去伪存真。据姜鹏介绍，朱维铮临终前最后在做的工作就是修订这本书：“先生的写作非常严谨，每篇都是花了很多精力。这本书反映了他最后几年的很多想法。”

　　当此书增补本终于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却就此长眠。留下一页页密密麻麻的修改手稿，低诉史学大家的勤奋、严谨、博学与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