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东京人 坚守者欲自强，避难者自立难

　　

▲一个人来到东京的志贺（右）在接受采访时不愿意露脸。

　　灾区产品很难见到

　　中根太太：东北离不开大家支持

　　中根太太一家住在东京都三鹰市的一栋日式小别墅里，一年前的地震并没有给他们家带来人员伤亡，房屋也完好无损，但是震后，这个本土家庭也悄悄地发生着一些改变。

　　2月22日，记者走进这个日本家庭，热情的中根太太给记者准备了传统的日式茶点。中根太太的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两层楼都是纯实木结构，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日式风格的整洁清新让记者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

　　中根太太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已经12岁，小的是儿子，今年10岁。两个孩子都在附近的明星小学上学，丈夫在千叶县上班，中根太太闲时偶尔会去东京市区打打散工。

　　去年的地震发生时，中根太太正在公司，由于地震导致电车停开，担忧孩子安危的她步行了5个小时走回家，幸运的是，孩子们都在家里，都安好无恙。

　　虽然在地震中逃过一劫，但真正的考验来自地震之后的核泄漏事故。中根太太回忆说，核泄漏爆发时，由于担心饮用水已经被核辐射云层所下的雨污染，东京曾经出现了严重的抢购饮用水事件，超市里的饮用水早晨一摆出来很快就会脱销。因为担忧孩子的安全，中根太太也加入了抢购的队伍。

　　如今一年过去了，抢购饮用水这样的事件早已过去，东京人的生活也恢复如常。但据中根太太介绍，如今在她家附近的超市，原来经常可见的东北地区农产品现在已经难觅踪迹。

　　“虽然这些产品是经过政府检验合格的，但为了孩子不少人仍然十分小心，”中根太太说。这种改变令中根太太感到难过；她说，东北灾区的振兴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福岛核电站因地震爆炸让日本人感受到了核能的恐怖威力，关闭核电站成为不少民众共同的呼声。这个原本并不关心核电站这些遥远的话题的主妇这样向记者阐述自己的反核观点：“原子力一旦爆发就不是人力所能控制得了的，日本应该停止核电站开发，将精力投向太阳能这样的清洁能源。”

　　只身从福岛到东京避难

　　灾民志贺：父母支持我离开

　　位于东京江东区的东云住宅收容所靠近海边，这里原本是一栋36层高的公务员宿舍。然而如今，这里却安置着千余名来自福岛的灾民。

　　去年12月，26岁的灾民志贺住进了东云住宅收容所。他告诉记者，自己来自于福岛，虽然家乡没有在地震和海啸中受到严重灾害，然而仍然在震后被划在了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30公里内的核辐射区不安全范围内。原本在家乡佳能零配件厂上班的志贺由于工厂在地震中垮塌而倒闭，再加上自己对核辐射的恐惧，于是下定决心离开家乡。

　　志贺家一共有4口人，家里还有双亲和哥哥，但他们并没有像志贺一样离开家乡申请来到东京灾民收容所。“父母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他们不愿意离开家乡，尽管那里很危险。”

　　志贺说，尽管父母不愿意离开家乡，但他们认为核辐射对年轻人的影响更大，很支持自己到东京。

　　志贺申请到的是一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只有简单的家具，他说和家乡的小别墅相比，这里的环境让他难以适应。而更让他难以适应的是收容所远离市区，每次出门都只能坐电车，“在家乡习惯了开车出门，在这里感觉交通很不便利。”

　　一个人来到东京的志贺人生地不熟，没有什么朋友，他常常感到孤独和想家。每天他都会收看新闻，看到有关核辐射放射性的最新报告总让他无比担忧家乡的亲人。

　　志贺还说，在东云住宅区实际上还有不少空房子，要填写一份申请表才可以申请到。申请表里需要上报家里的受灾情况以及为什么想要来东京这样的内容。据了解，住在这里的90%以上的灾民是老人家，其中一半来自福岛。

　　和拿退休金的老人不同，志贺来东京的目的不单纯是避难，除了躲避核辐射，还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过去志贺在家乡从事技术工人工作，但来到东京以后，他发现适合自己的工作少之又少，“东京几乎没有什么工厂”。

　　志贺说，在他的家乡，很多年轻人像他一样选择了离开，很多去了大阪、冲绳这样的地方打工。之前有报道称，在地震后，日本东北重灾区岩手、宫城、福岛3县45个市町村流失的人口达到6.5万人，其中80%为20至30岁的年轻人。

　　据志贺介绍，虽然政府出台了鼓励政策，对雇佣地震灾民三个月以上的企业给予100万日元的奖励金。但是两个多月以来，在东京找工作的志贺一无所获，他的生活支出靠东京电力支付的赔偿金和失业金暂时支撑。“赔偿金每三个月发一次，每次有40-50万日元，差不多够花，”志贺告诉记者。

　　但令他感到不安的是，这些赔偿金能发放到什么时候。同时，政府告诉他们，这个收容点只能容纳他们住两年，两年后到底是否能继续住下去也让人忧心。

　　记者手记

　　车厢关机提醒让中国人汗颜

　　落地日本第一站，我们记者一行从成田机场进入东京市内，恰好是周五的黄昏时段，下班潮犹如广州般熙熙攘攘，即便如此，车行最慢基本还能保持在15码左右，日本人的守规矩从交通上便可见一斑，很难见到车辆随意变道，车队几乎都是直直的线。马路虽小，但却不觉得拥堵，反而是“井”字路口的人行道常可见到人挨人，接踵摩肩。

　　出租车多数时间都空着侯在路边，两公里起步价为71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56元），每多走274米便增90日元，过了晚上11点，车费还要上浮30%，打车在东京兜一圈，花费四五千日元并非难事，如从市区新宿打车到成田机场，单程车费3万多日元，比东京到北京的机票还贵，所以日本出租车也被排为全球最贵。

　　相比而言，日本人更依赖轨道交通。东京地铁始建于1927年，再加上交错纵横的各种JR线、铁路线，形成一个庞大的轨道交通系统。东京人很自信告诉我们，从市中心出发，一路坐下去可以到最北的北海道。

　　日本的列车车厢是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即便在上下班高峰期，也很难听到喧哗声，熟人间的对话仅仅是窃窃私语，在列车内大声讲话被认为是很不文明行为，打电话更“罪加一等”。每节车厢前五分之一都设有老人、小孩孕妇优先席，进入此区域便要主动把手机关机，理由是手机信号有可能会干扰到部分老人身上安装的心脏起搏器正常运行。细节认真至如此，不禁令人汗颜，这与我们在国内车厢中贴着“信号已覆盖至此车厢”的沾沾自喜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