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诉法大修看私权保障

　　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今日将交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表决。可以预想，刑诉法的这次“大修”，将会顺利获得表决通过。

　　过去若干年间，类似“躲猫猫”等现象迭出，以及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的发生，暴露出刑事诉讼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弊病。而在这些冤案的背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私权保障仍然不够等问题凸显。

　　同时，刑诉法过于概括，更多是原则化而缺少具体法条指导，这使得在实践当中约束效力有限，不利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或是对公权的滥用约束不够，进而导致私权的空间受到挤压。刑事诉讼法再修的必要性确实十分充分。

　　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此次修改，已选择了基本目标与取向。即，刑诉法“大修”当充分彰显程序正义，兼顾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两大价值目标。透过刑诉法修改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反馈意见，也不难看出，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此次刑诉法修改确实需要比以往更加注重个体权利。

　　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其时的立法价值取向偏重于维护国家追诉权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的个体权利保护重视不够。到了1996年，刑诉法作了首次大修。这次的修改，对被告人权利的关怀有较大增加，并确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从中亦可看出，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一部法律在立法主旨上呈现出的变化，也正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相比于1996年的修改，刑诉法第二次“大修”，修改补充的条文较多，修改的面较大，包括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以及特别程序等多个方面，均有涉及。如果说，兼顾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是本次修订的两大价值目标，那么，加强“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则被期待成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体制的基本价值取向。

　　无疑，这样的理念，反映出的是立法者对强化个体权利保障的价值理念有明显的共识，并着力实现公权与私权的重新“配置”调整。尽管这样的调整很有可能在具体的实践中遇到矛盾，但对私权的张扬，保护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一个重大进步。

　　总体来看，刑诉法的此次修改在不少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下大力试图解决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强化律师作用，等等。在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大会审议表决前夕，人大法律委员会还对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建议对修正案草案作八处主要修改。

　　因此，这样的一个法律“大修”工程，对于修复执法漏洞、重建司法威信、推动法制化建设，意义是明显的，也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方向相吻合，并更多体现了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间寻求均衡，那则是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

　　当然，也不能回避，在这次刑诉法“大修”征集意见的过程中，法律界内外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对于个别条款，也有一些争议存在。涉及到逮捕、拘留、监视居住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条款，更是引来了激烈的争议。

　　从这些争议来看，一些舆论担心的仍是私权的空间被公权挤压，本质还在于对公权滥用的担忧。应该说，相关担忧不无道理。公权滥用——比如警察权的滥用问题，在过去几年间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案例。在这样的争议面前，立法者当积极回应关切，重视争议，慎重把握，使得刑诉法的这次重修，真正推动中国刑事法治文明的建设，成为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一花一世界。一部刑诉法的“大修”，当中自有私权保障不断张扬的隐喻。法律不可能完美，但公众会期许一部接近完美的刑诉法，能够约束公权，真正保障个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