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博弈制约戒烟市场

　　作者: 刘腾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马力向今年两会提交了针对中国在控烟方面履约不作为的议案，议案分别针对“工信部拒绝国内烟包警示标志”和“工信部控烟履约不作为”。其实中国早在2006年就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根据《公约》，我国应该于2011年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中全面禁止吸烟。但6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们已经失约。

　　两个关键部门在两会期间的不同立场再次凸显中国控烟之路的艰难。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说，“控烟的难度很大。难度来自全社会对烟草的需求。”苗圩表示，提高烟价以及提高烟草税费的控烟措施还在研究中，是否实施尚不好说。而与此相对，卫生部部长陈竺则表示，“中低档烟的调税势在必行。”卫生和产业两大主管部门之间的政策取向冲突首次凸显。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烟草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时光追溯至上个世纪末，烟草行业税收曾是国家财政的最大支柱。虽然控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3.58亿中国烟民也意味着市场巨大的潜力，但政策博弈却让一个庞大的戒烟市场始终引而难发。

　　税收大户难下手

　　我国烟草行业的税收总额曾多年位居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首。根据统计资料，1981年烟草行业税收为75亿元，1983年为102.5亿元，2000年突破1000亿元。2011年，烟草行业全行业共实现工商税利7529.56亿元，同比增长22.5%，其中上缴国家财政6001.18亿元，占财政收入的8%左右，同比增长22.8%。其中，有9个品牌销售收入超过400亿元。在云南省，烟草行业对全省财政收入的贡献接近一半。

　　中国的烟草工业风头正劲，烟民数量始终有增无减，这一切也遭致国际控烟组织的点名“优待”。2008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公约》缔约国组织会议上，中国获得了会上唯一的“脏烟灰缸”奖。“不过，这一奖项并不是主要针对中国烟民队伍的庞大。”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媒体主管所超介绍，“而是因为中国的烟盒设计太漂亮，没有在封面上突出香烟造成的危害。”

　　为了减少吸烟以及被动吸烟带来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制定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政府2003年签署公约，经过2005年全国人大批准，2006年1月9日正式生效。截至2010年年底，世界上有172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

　　在国内，除了官方机构——设置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内的控烟办公室外，民间组织最主要的就是中国控制吸烟协会。1990年2月，经民政部批准，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成立，2004年6月更名为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吴阶平任第一届会长。1991年开始，共有25个省（市）成立了吸烟与健康协会。

　　“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有100万人，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2%。”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许桂华表示，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2030年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将达到200万，届时全世界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为800万，中国占1/4。

　　但是业内人士认为，正是由于中国烟草行业的税收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在推进控烟措施上，政府并未全力以赴。“目前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实行的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使政府监管难以到位。这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政企合一体制，国家的烟草专卖局与烟草企业应尽快实现政企分开。” 许桂华表达了不满，“更重要的是，这在国际社会造成了一个负面的形象。”

　　由控烟协会副会长、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主编的《2010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部分）》显示，中国吸烟人数3.58亿，加入公约以来并无减少。在总吸烟人群中(包括现在及曾经吸烟者)，91.8%的人从未接受过任何戒烟服务，戒烟率仅为16.9%，不打算戒烟者比例却高达44.9%。我国15岁及以上男性吸烟率为52.9%，男性吸烟率在该计划调查的14个国家中仅次于俄罗斯，居第二位。业内人士认为，政府对控烟宣传不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民间推动

　　从表面看来，烟草工业虽然危害人们健康，但是最大的好处是能给国家带来大量的税收。但是，控烟人士认为，烟草工业的税收已经难以弥补损害健康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许桂华举例，我国2005年吸烟导致的疾病的直接成本就达1665亿元，吸烟导致的误工损失、被动吸烟、火灾、环境污染以及生产力下降等间接成本高达861亿～1205亿元，总成本超过2500亿元。

　　“我国应该尽快加紧控烟立法，而现行的《国家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与《公约》要求差距较大，法律条款存在缺陷，致使变相烟草广告泛滥；其次，就是应该提高烟草税收与烟草价格。”许桂华建议。

　　提高烟草税收与烟草价格被认为是国际上成功的控烟策略，履行《公约》的许多发达国家大幅度提高烟草税与烟草价格。卷烟的平均零售价中，挪威4.55美元/包，西欧和加拿大3美元/包，美国1.8美元/包，都高于中国烟草平均价格0.6美元/包（名义零售价）。提高烟草税收是构成零售价的一部分，丹麦、英国卷烟税收所占比例分别是85%和77%。

　　许桂华进一步计算，我国如果将每包卷烟增加从量税1元人民币，则政府财政将增加649亿元，并将挽救340万人的生命，减少医疗费用26.8亿元，同时还将创造99.2亿元的生产收益。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因此与烟草企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博弈。2003年上海举办F1世界锦标赛，万宝路作为赞助商进行赞助。2003年6月，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致信卫生部、上海市政府，阐明烟草商赞助的危害和《公约》相关规定，最终促使上海市政府取消了万宝路作为赞助商，但是在赛车上仍然没有取消万宝路的商标。

　　2009年5月，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接受上海烟草公司两亿元人民币赞助的消息发布后，中国控烟协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等控烟机构和组织分别致函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呼吁上海世博会组委会退回烟草企业2亿捐赠。最终上海世博局退回上海烟草企业2亿元人民币赞助。

　　这些行动为禁止其他组织或团体接受烟草公司的赞助起到了示范作用。2010年10月，在山东举办的全国运动会退回了烟草公司2000万元的赞助。

　　而2011年年底发生的“烟草院士”风波更生动地体现了双方针锋相对的较量。去年12月8日，中国工程院宣布54位新当选的院士，其中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因“降焦减害”研究成果而获院士称号。中国控烟协会立即致函工程院，请就“降焦减害”科技成果重新评审并取消谢剑平的院士资格。同时中国控烟协会和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内40名著名专家联合签名致信温家宝、李克强，建议“降焦减害”这类课题不再立项，应把这类科研资金用在支持研究如何控制烟草流行和全面履行《公约》方面。

　　据专家介绍，烟草焦油含量降低并不表明吸烟时吸入的焦油总量会少，而且焦油降低并不表明其他致癌物也随之降低。此外，焦油降低，癌症及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并未降低。但是宣传却导致许多消费者误认为焦油含量越低越安全，甚至吸引了一些青少年和女性尝试吸烟。

　　在国际上，世界控烟组织的行动已经给国际烟草巨头造成巨大麻烦。《财富》杂志去年7月公布了世界500强企业排名，4家跨国烟草巨头，排名均下滑。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从2010年的第331位，下降到2011年的356位；帝国烟草公司从去年的第377位，下降到第413位；英美烟草集团从第387位，下滑到第424位；日本烟草公司从第416位，下滑到第426位。不过四家公司通过扩大在东欧、亚洲、非洲、中东等地的销售，实行提价政策，保持了利润的增长。

　　此前在2012年的云南“两会”上，就有50名政协委员联名建议尽快推动省级层面的控烟立法，立即启动云南省公共场所控烟立法程序。有调查数据表明，烟草大省云南吸烟及被动吸烟现象严重，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病率均高于全国其他城市。而导致这些慢性病的病因中，吸烟或被动吸烟均为重要影响因素，烟草已成为“第一健康杀手”。云南省政协委员、省卫生厅副厅长徐和平表示，有人以烟草是纳税大户而反对控烟，但实际上烟草引发的疾病医疗费用大于烟草销售收入，烟草行业带来的净效益已是负值。

　　财税增长与民众健康，孰轻孰重，这已经是政府必须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