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家族式继承：生育限制下的社会资本

　　史川轩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余明阳的团队发布了一项调研结果，调研对象是国内182家在各行业排名居前3位的杰出家族企业，还针对其中54个家族企业的接班人状态进行剖析。结果发现，创业的一代企业家平均年龄为52岁，未来10年，中国家族企业将全面进入“二世”时代，然而，多达82%的“富二代”表示不愿主动接班，其中，部分“富二代”的理想是“当官”。

　　家族企业素有“一代创业、二代守成、三代衰亡”的“三代消亡律”一说。现在多数民营企业家，依然会把“子承父业”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第一选择，“富二代”们“守业”意识的群体性淡漠，会对中国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产生消极影响，而此种影响又被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放大了。

　　由于现行的生育政策，中国家族企业直系的继承候选人数量非常少。近年来，虽有新贵阶层为其家族事业传承预留伏笔，“富豪超生”现象普遍，但是相当部分早期创业者，仍要面对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中国单个家庭人口数量在持续减少，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3.44人下降到2010年的3.1人，即使创业者愿意将继承范围扩展至家族至亲，选择范围依然有限。

　　已有研究证实，候选人数量会影响企业换代的成功率。曾有一项调研发现，如果创业家庭没有直接后代，他们通过把企业交给后代亲属或家族外成员有28%的概率成功；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么他们的换代成功率为30%，而他们如果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孩子的话，换代成功率可以接近40%。

　　当然，子女人数只是影响传承成功与否的一个因素。事实上，现行生育制度，对于中国家族企业不全是负面的。中国历史上众多大家族历经百年仍然血脉相传，却难以累积大规模资本，不少学者就将其归咎为家族财产为多个子女“分家”的结果；如果父辈生前缺少系统性安排，一旦离世后，多个子辈间缺少权威，又往往容易“闹家务”。相对来说，有限甚至是唯一的候选人，其实简化了所有权的继承。但不容否认的是，如果希望维持家族的有效控制，那么如此少的选择，依然会困扰相当部分的中国企业家，当缺少可值得托付的外部人备选时，这种担忧尤其严重。

　　“准家族式”继承： 生育限制下的社会资本

　　这个问题的一种常规解决路径在于，尽早制定计划，提升家族内部候选人的继承意愿和能力，毕竟，基于血亲关系的信任感和忠诚度，往往是外部人员难以企及的。但是，鉴于余明阳团队的调研结果，如果在家族内部确立无力解决控制权的传承，那么，中国民营企业能否建立起超越血亲关系的信任呢？

　　已经有学者将亚洲存在的家族式企业分为“家族式”和“准家族式”的，后者以日本为代表，有研究指，在日本，家庭的权利不传给亲儿子而传给过继者的比例高达25%-34%，创业者可以将长期的可靠、有能力的学徒、仆人视作家属或选择为过继者，使得其候选人的选择范围扩大，但是，日本“准家族”超越血亲关系的出现，与其强调“忠”的文化特性相关，以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日本的模式恐怕很难在文化更重“孝”的中国内地复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文化，移植到中国恐怕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伴随中国家庭的“原子化”，传统家庭文化的信任关系正被更广泛的社会网络所代替，比如同乡、同学和朋友，这在异乡人集中的中心城市尤其明显，比如，基于同乡关系的“商帮”意识就在重新崛起，类似浙商这样的群体就经常“抱团”，采取一致性行动，降低市场风险，这种互惠关系未来是否有可能成为各家族企业之间的战略性关系网络(比如，出现交叉持股的现象)的肇始？如果是，那么单个家族企业控制权传承，就有可能被这种战略性关系网络部分消解。换言之，像“温州炒房团”这样的群体性现象，或许部分暗含着解决中国式传承难题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