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人质 在非洲该怎么做

　　

　　2012年春节期间短短4天里，非洲大地接连传出两起中国员工被劫持事件。不幸中之万幸的是，两起劫持事件均已告一段落，埃及被劫人质在2月1日获释，苏丹被劫人质则在2月7日为国际红十字理事会平安接出。

　　 为何中国人易“受伤”

　　风险低、收益大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已被工业化国家的企业、资本捷足先登，这在客观上迫使中国企业、个人另辟蹊径，“人弃我取”。

　　中国是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投资者，20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从事经营活动，中非贸易总额已高达1500亿美元至1600亿美元，频繁而丰富的经贸交往，和大量人员、项目的存在，令中国人出现在“危机镜头”前的概率大增。

　　由于中非经济互补，中国对原料的需求是非洲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中国门类齐全、价廉物美的工业品，极大提升了非洲人、尤其是非洲普通收入者的生活品质，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更为非洲的持续高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存在，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越来越广。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是后来者，风险低、收益大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已被工业化国家的企业、资本捷足先登，这在客观上迫使中国企业、个人另辟蹊径，“人弃我取”，在诸如战后伊拉克、阿富汗、苏丹、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尼日尔河三角洲等他人不愿插足或撤出的地方开拓。这些地方往往机遇多、风险也大，如非洲许多国家，部族、宗教、政治、经济、城乡、贫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缠绕，在这些地方加大“进入”力度，相应就会增加许多风险。

　　在具体操作中，国内一些单位在“项目获批”和“安全确保”之间，常常忽略了后者。这样的结果，往往只看见利益，却忽略了风险，使得本可回避的恶性事件最终遗憾发生。一些企业和经营者也常抱着“富贵险中求”的认识，在项目前期调研中忽视风险，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也掉以轻心。

　　在非洲和其他海外地区经营的中国企业、个人有许多特殊习惯，如现金积累多、习惯大量雇用本国职员、喜欢封闭式管理、遇到不测惯于用钱解决、喜欢走上层路线等，这些都让中国企业、员工容易成为各种针对性袭击的目标：现金多易被歹徒觊觎，大量雇用本国职员会被当地人视作抢走饭碗，封闭式管理容易引发工潮，花钱消灾可能让歹徒把中国人当成“储蓄罐”、“摇钱树”，并让其他地区、组织的觊觎者起而效尤，喜欢走上层路线则可能有意无意地卷入当地的矛盾、是非，并被迁怒者当作发泄对象。

　　中国“走出去”的频率太快，从闭关锁国到全球出击，几十年间跨越了工业化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使得相关企业、个人对当地舆情、风俗和经营习惯了解不深，对潜在风险和应对方法缺乏准备和应变之策。

　　不仅如此，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也对如何保护海外权益仍处于摸索阶段，不论外交解决或军事保护，都既缺硬件，更缺软件，如果说装备上的差距尚可“恶补”，战略思想、认识上的与时俱进，却实非旬日之功。

　　武力救人并非上策

　　绑匪的性质不同，动机各异，一味采取武力解救，有时会弄巧成拙，刺激对方陡起杀心。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海外领事保护行动，对有针对性的危机、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有所提高，但此次苏丹事件、还有埃及西奈半岛中国人质被劫持事件，直接起因都与中国、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无关，中国人仅仅是被当地固有矛盾卷入的“匆匆过客”。

　　但，随着中国在非洲“存在感”的加强，这种被“殃及池鱼”的突发事件，同样会越来越多，对海外中国人的安全构成新的威胁与挑战。那么，到底该怎样营救在非洲遇险的中国公民？

　　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并不具备在非洲随时、随地武力解救的实力。

　　正如外媒有文章所言，中国经济影响力大增，但由于自身外交政策的制约，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存在，只限于参与个别热点地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这些有限的陆上武装多为非战斗部队，人数和装备并不适合带有浓厚特种作战意味的人质解救行动，且其活动须受相应联合国特遣团调遣。

　　此次发生人质危机的苏丹，就驻扎有少量中国蓝盔兵，但他们的使命是维护达尔富尔地区停火，无权越界进入相邻的南科尔多凡。不仅中国，此前苏丹各地曾多次发生绑架西方人质的行为，相关国家也并没有动用蓝盔兵解救——不是不想，而是无权。

　　其次，武力解救并不一定是上策，有时甚至是下策。

　　绑匪的性质不同，动机各异，有些具有强烈的伤害性、侵略性，有些则“求财不求命”，有的既不求财，也不求命，而是有其他特殊诉求，一味采取武力解救，有时会弄巧成拙，刺激对方陡起杀心。

　　此次苏丹人质事件，劫持者本意并不在图财害命，相反，政府军为避免事态扩大，反倒急切希望不顾一切发动“解救”，2008年南科尔多凡州中国人质被劫持事件，当局的“武力解救”就造成9名人质中5人死亡。在非洲的历次国际人质武力解救行动中，这种损兵折将和人质伤亡的先例比比皆是。

　　防范风险的最根本方法，是做好预研，避开高风险地区，如果无法规避，则有的放矢地做好充分防范措施。尽管复杂，但非洲各地的系统性风险往往可以预见、预防。

　　如2007年4月24日导致74死、1伤、7人被劫持的埃塞俄比亚欧加登中原油田勘探局作业营地遇袭事件，事发地欧加登是非洲战后持续几十年、爆发过两次局部战争的老热点，肇事组织“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ONLF）事发前一周便在其官方网站上警告外国油田勘探者“离开否则不客气”。

　　此次事件发生地南科尔多凡州，2008年10月就曾发生过9名中石油员工被绑架事件，甚至早在2004年，这里就已经有两名中国员工被绑架过，当地其他外国籍员工也屡屡传出被绑架的消息。

　　到底该怎么做？

　　在非洲，底牌越清晰，态度越明确，摊牌也会越快，人质相应也就越安全。

　　要避免风险高发，当然需要改变“高危习惯”，如大量贮存现金、炫耀财富、习惯走上层路线、遇事爱用金钱摆平，以及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生搬硬套国内管理模式等。

　　中国企业习惯于大量引入本国员工，目的是提高效率、方便管理，但如此一来，一方面当地人得不到就业机会容易产生怨气，另一方面如此多的中国人集中于狭小的封闭环境，不出事则已，出则必是大事。

　　一味“花钱买平安”，并不可取。如果一味走上层路线、遇事喜好用钱摆平，往往被各种叵测势力利用，造成更多不必要损失。

　　非洲国家普遍“年轻”，存在许多跨国部族、宗教，“抓中国人有利可图”的“成功经验”一旦传出，就会被广泛模仿，令这类事件在各地不断循环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出血”不啻扬汤止沸；一些中间人、“线人”利用中国企业、家属急于救人的心态，渲染“绑匪开价”，隐瞒对方真实意图，结果有时对方并未索要赎金或索要很少，“苦主”却付出天价。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

　　首先，必须迅速、准确判明劫匪动机、意图和暴力属性。了解事件背景、绑匪动机、具体要求十分重要，否则便无法判明人质的危险程度，并据此作出最适合、最有利于保障人质安全的选项，尽管人命关天，十万火急，但该“慢”有时还是要“慢”一下。

　　其次，要善用“关系”。非洲是“关系”社会，很多时候“法定渠道”此路不通，而通过诸如部族、宗教、地方上的关系斡旋、搭桥或试探，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次埃及人质事件迅速和平解决，和当地部落上层人士从中周旋，在当局和部落间搭起沟通桥梁，让后者不满情绪得到及时、适当宣泄有很大关系。应注意的是，“走关系”切莫“吊死在一棵树上”，更不能过分依赖个别“能人”，要知道，在非洲“杀熟”、“两头吃”或“拷贝走样”司空见惯。

　　第三，要早介入、主动介入。这样做，不仅可避免当地军政部门、中间人和其他可能的误导、蒙蔽，更及时、全面了解绑架者的动机、背景、诉求和人质状况，也可更直接、更及时地让对方知道中方的立场、态度和底线。在非洲，底牌越清晰，态度越明确，摊牌也会越快，人质相应也就越安全。此次苏丹、埃及人质事件很快解决，和早介入、主动介入，避免被动应对有很大关系。

　　第四，“靠上层”要小心。在非洲，不依靠军政当局“捞人”固然不行，但必须“多长个心眼”，有时中国人的遇难实际上是被地方和当局间矛盾拖累，求助当局介入反倒令问题更难处理；有时，当局也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刻意曲解问题成因，或采用有利于自己、却不利于人质安全的方法解决问题。中方有关部门应明确“人质安全第一”的立场，充分发挥自身能量和影响力，避免任何可能激化矛盾的单方面行动。

　　前面说过，武力解救并非上策，但这种“最后手段”可以不用，却不能不备。在军队编制、装备上适当倾斜，增加远洋海、空兵力投放、人员运输能力，组建适合海外反恐、解救人质的特种部队，是未雨绸缪的上策。

　　（责任编辑：袁志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