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无限期：伤了谁的利益

　　李晓晔

　　[ “我老担心，现在就算官司打赢了，有这7年漫长的诉讼时间里对方资产也早就转移了，恐怕到时会没有资产执行。”李增合说 ]

　　“这个债务官司照这样打下去，打到我退休也出不了结果。”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下称“中国黄金”）实业部基金处处长李增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抱怨说。

　　今年已53岁的李增合，2002年开始从事基金清收工作，2005年8月受中国黄金委托参与一个很简单的基金债务诉讼案，但他没想到，这个官司从山东高院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一打就是7年，2012年2月1日，此案再次在山东省高院开庭审理。

　　李增合与中国黄金的遭遇背后，则是中国三大诉讼法（民事、刑事、行政）的重审怪圈。

　　根据三大诉讼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对生效判决不服，可以提起再审申请，裁定再审的法院可进行再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若存在法定情形，再审法院可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重审。

　　这也意味着，一旦存在上述情形，原本的诉讼，也将因再次清零重审而变得遥遥无期。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鲁玲认为，这不仅耗费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时也让当事人支付了更多的诉讼成本，这与我国制定的发回重审制度的初衷相悖。

　　中国黄金诉讼怪圈

　　中国黄金的诉讼，要追溯至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国务院1987年发布的《关于加快黄金生产发展的决定》，以国家黄金生产开发基金、黄金地质勘探基金、基本建设经营性基金和中央级“拨改贷”资金（下称“四项基金”）对“七五”、“八五”及“九五”前期各省市黄金生产进行支持。

　　2002年，国务院撤销原国家经贸委黄金管理局，组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国家将合计约36.8亿元的四项基金转为中国黄金的资本金。换言之，自中国黄金成立伊始，即需要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文件指示，与各地四项基金占用单位协商基金归还事宜，以弥补公司资本金。

　　在“八五”期间，山东地方国企莱州市仓上金矿（下称“仓上金矿”）使用了6095万元上述基金，其中，使用黄金生产开发基金本金1348万元，黄金地质勘探基金本金2782万元。基本建设经营性基金本息19651128.24元。该资金一直未予归还。

　　中国黄金成立之后，经过多次做工作，2002年6月，与整合了仓上金矿的金仓公司（现称山东黄金集团莱州矿业有限公司）形成会议纪要，同意将经营性基金转为中国黄金集团的股权，双方也约定了转股的工作程序。

　　可是该公司一直没有办理转股手续，致使仓上金矿占用的经营性基金转股工作至今未完成，中国黄金集团的出资人权利未得到落实。

　　后中国黄金集团与其商谈如何归还其占用的开发基金和地勘基金，对方置之不理。中国黄金集团在2005年8月，就仓上金矿、金仓公司占用开发基金、地勘基金不还一事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经营性基金一并列入诉讼请求。

　　山东省高院于2005年12月22日做出一审判决：“上述基金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依据的是国家有关文件和政策，非平等民事主体的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应由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因此驳回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

　　中国黄金集团不服上述判决，进行了上诉。此后，该债务纠纷先后经历了山东高院一审、最高院二审、最高院再审、最高院发回山东高院重新进行一审，历时7年而未果。

　　尽管目前第一次庭审刚刚结束，如果双方对该结果再次进行上诉，按照目前法律程序，仍然可能面临二审、再审、发回重审程序。而在这7年中，伴随着时间的流逝，重审也面临着比原有诉讼更为复杂的局面。

　　工商注册资料等资料显示，金仓公司注册资金9880万元，其中仓上金矿出资4060.68万元，但实际上包括仓上金矿的探矿权、采矿权等全部净资产19257.24万元已经完全整合进了金仓公司中，而且金仓公司曾于2001年6月股东会上拟将多收的15196.56万元退还仓上金矿。

　　由此，当初使用专项基金的仓上金矿实际上已经变为空壳公司，中国黄金才将金仓公司也列为被告。

　　在2012年2月1日的庭审中，债务人代理律师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金荣奎、程华律师也提出了该案是否属于民事审理、仓上金矿是否应偿还三项基金、金仓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提出了异议。

　　国务院国资委曾给最高院公函显示，为了收回四项基金，2004年以来，中国黄金还在河北、湖北、吉林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多次提起诉讼，并以民事诉讼被法院受理，并判决中国黄金集团胜诉。

　　也是因此，公函中称，金仓公司占用基金一案与上述案件性质完全相同，但判决结果却不尽一致，为维护中央企业合法权益，所以将中国黄金的请示件转送你院，请予以充分考虑，依法妥善解决此类基金纠纷案件。

　　据李增合介绍，该案的负面作用已经显现。不仅使得中国黄金集团6000余万元国有债权悬而未决，而且给其他基金占用单位拒绝返还提供了参照，造成了四项基金回收工作的停滞，数十亿国有资产面临损失。

　　“本案被最高院再审，说明原审存在错误，法院审判错误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应由谁来承担？”李增合提出的这个问题在现行司法实践中无人能解。

　　“我老担心，现在就算官司打赢了，有这7年漫长的诉讼时间里对方资产也早就转移了，恐怕到时会没有资产执行。”李增合说，央企况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

　　并非孤例

　　同样在民事诉讼怪圈中挣扎的还有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下称“中国电子”）。

　　自2006年中国电子诉四川永星电子出资纠纷案以来，6年来已历经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次庭审、一次判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次庭审，一次裁定；最高人民法院一次立案审查，并裁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及二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目前正在进行重审的一审程序，已经庭审一次，正在等待判决结果。

　　与中国黄金遭遇类似，如果双方对本次结果再次进行上诉，按照目前法律程序，仍然可能面临二审、再审、发回重审程序。

　　中国电子规划投资部经理崔静涛告诉本报记者，1993年，原国营永星无线电器材厂使用了450万元中央级国家基建基金部门贷款；1999年，依据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文件，将这笔贷款转为国家资本金；2003年，依据发改委1537号文件，转由国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能；2004年，依据中电资111号文件，将这笔国家资本金划转至其全资二级企业中国电子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1998年，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公司（下称“银河产业”）以承担永星厂的全部债权、债务的方式对该厂进行了兼并，并将永星厂使用的前述贷款（本息合计489万元）作为长期负债处理。1998年9月25日，永星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4529.7万元，其中4500万元是以原国营永星厂的全部资产作为银河产业公司的出资。

　　自2004年起，中国电子就发函至永星公司和银河产业，要求确认其出资人地位或者返还贷款资金本息48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件属于出资纠纷，本案所涉款项并非国家无偿划拨，而是基于贷款引起，已由有关部门发文予以确认中国电子代行出资人职能，故判决银河产业返还上述出资款和利息。

　　但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实质系由行政调整、划转行为引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遂撤销一审判决。但此后，2009年12月22日的最高院民事裁定书叫停二审判决，指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中止原裁定的执行。

　　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则于2010年11月11日再次下达裁定，撤销一审、二审两份民事判决、裁定；发回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目前，重审程序的一审庭审已经结束，但是结果尚未公布。

　　崔静涛告诉本报记者，尽管一审、二审的裁判均被撤销，但是一审、二审合计68952元的案件受理费却均由中国电子承担了。

　　而除了上述中国黄金和中国电子案例，以及本报记者所获得的其他判决书案例，类似情形也时常见诸报端。

　　业界建言限制重审次数

　　根据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生效判决不服的可以提起再审申请，裁定再审的法院可进行再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若存在法定情形，再审法院可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也就意味着之前的诉讼程序被清零，又重新进入了最初的一审程序。而对重审结果不服的，当事人还可以继续上诉。这就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个“上诉—再审—重审—上诉—再审—重审”的诉讼怪圈，甚至在逻辑上这个怪圈是永无止境的。

　　诉讼怪圈的出现,带来的损害不容忽视。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鲁玲提到，一些案件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无谓公文旅行，常常绕了一个大圈，从起点又回到起点，一方面耗费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另一方面让当事人支付了更多的诉讼成本，这与我国制定的发回重审制度的初衷显然相悖。

　　此外，吉首大学政法学院（现称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周利发指出，诉讼怪圈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严重的是损害了司法审判活动的威信，动摇了大众对司法机构权威的信仰。

　　周利发称，这些案件经过数次裁判，还未结案，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发回重审是导致“循环审判、多次审判”的制度上的主要诱因。尽管发回重审制度贯彻了司法活动中“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我国司法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因为发回重审追求绝对的程序正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带来的弊端也就不容忽视。

　　首先，规定发回重审的情形过宽过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及程度下才能适用发回重审，在理论和实践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其次，本可以查明事实作出裁判，却裁定发回重审；“发回重审”成为二审法院推卸审判监督职责的一种借口。

　　鲁玲说，现行的发回重审制度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当事人的权益，将司法机关的意愿强加给当事人，并不为诉讼当事人所理解和接受。发回重审制度也使得二审法官对上诉案件处理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当事人却几乎没有任何的选择参与权。其次，诉讼费收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当事人的滥诉行为，但是对于发回重审案件，二审法院的处理方法一般是“已收取、不再退回”，这也不能为当事人所接受。

　　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彭丽娜指出，要遏制循环审判、多次裁判的诉讼怪圈就必须要对发回重审做次数上的限制。而鲁玲也支持这一建议，她称，从诉讼程序的基本价值——公正和效益的角度来考虑，只有对其做次数限制，才能协调公正和效益这两诉讼价值的取向。

　　彭丽娜称，建立发回重审次数限制原则可以从明确发回重审的具体事由、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明确二审发回重审只能发回一次，即使发回重审后重审的判决还存在瑕疵，当事人对重审判决上诉以后，二审法院应当自己进行裁判，不得再发回重审进行规范。

　　鲁玲则指出，应当重新界定发回重审的标准，取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一标准和理由；放弃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错误”、 “判决不当”等任意性标准。将这些非法定事由随意引入到发回重审程序中，只能导致这一程序的秩序更加紊乱、威信更加降低。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判决是否恰当等问题完全负有监督职责，应当通过改判程序来纠正一审判决中的类似问题。

　　此外，鲁玲认为，在二审的再审程序中启动发回重审，将案件直接转入一审程序，由一审法院来纠正原一审程序的错误和二审程序的错误，这一做法欠妥。因为案件到了再审程序，已经费了很长时间，再发回重审反复运作，势必会更加拖长审判期间。建议取消再审中的发回重审程序。

　　另有对上述诉讼知情的人士提到，以上述两个案例来看，一个是债务纠纷，一个是出资纠纷，但是都已经打了六七年的官司，被告也都进行了资产转让和重组，如果对方有恶意转移资产的意图，即便官司最终赢了，可执行的资产恐怕也所剩无几，加上这些年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诉讼费、律师费，其实原告还是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