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要有新思路

　　终结贫穷是人类的梦想，建立一个没有贫穷的大同世界，是无数仁人志士的追求。对于一个有着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向贫穷宣战，显得尤为重要。

　　从大的历史视野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30多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大国大规模的扶贫和脱贫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3000多万。这个成绩举世瞩目。

　　但是，扶贫到最后的攻坚阶段，难度会越来越大，原有的方式方法不一定行得通，效果会随着边际效应递减，弊端日益显现。如何走出扶贫陷阱，需要我们调整思路，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看待扶贫问题。

　　3月19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国家级贫困县名单，早在1994年，国家就确定592个国家级贫困县。18年后，国家级贫困县数目还是592个。当然，其中的名单有所调整，现在谈的贫困，也跟以前的绝对贫困绝然不同。但是，在贫困县的标准、程序、选择以及资金发放和使用中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值得我们反思。

　　在这次公布名单中，媒体普遍关注的是，此前“高调炫贫”的新邵县未被列入国家级贫困县。关注点当然不在这个县是否应该列入，而是此前其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时，竟然高调“热烈祝贺”。这反映一些地方政府心态，即把能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作为政绩和金字招牌。

　　这种炫耀，来源于扶贫资金的发放和使用漏洞。在我国，扶贫资金实行封闭式运营，自上而下建立了一整套行政机构，从国务院的扶贫办，到省扶贫办，再到地市和县扶贫办，这种行政化的扶贫方式，既有其优点，也存在很多弊端。

　　首先，扶贫办作为官僚机构，需要耗费大量行政资源，在2011年8月曝光的国家行政机关“三公”消费数据中，国务院扶贫办人均“三公”消费排名第一。

　　其次，扶贫系统不断传出资金被贪污、挪用的丑闻。2009年，云南省丽江宁蒗县人民法院对该县新营盘乡政府原出纳杨正勤判处有期徒刑13年，罪名便是挪用80万扶贫资金购买彩票。究其原因，主要是扶贫系统实行封闭式运营，扶贫资金缺乏有效监管。

　　第三，由于扶贫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控制权被地方政府控制，导致许多特困户没有真正享受到扶贫实惠。而大笔资金却被地方官员挪作他用。早在2000年左右，中央向全国592个重点扶持贫困县投入的592亿元扶贫资金，就有五分之一被地方挤占挪用。有的地方政府直接用来建政府高楼，资金很难到贫困者手中。

　　这些弊端，已被社会诟病良久，但很难有大的改观。说到底，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完全依靠官僚化体制扶贫的道路。

　　扶贫的前提，我们应该首先分析贫困的原因。目前中国的贫困，主要来源于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户籍制度限制下，得到进一步固化和拉大。所以，更大策略的扶贫，首先应该取消户籍限制，加大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让更多的人脱离农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进入市场经济的循环。

　　目前通过行政体制的财政转移扶贫方式，效率越来越低。华中科技大学范子英教授有个研究，他称之为“粘纸效应”。这个研究发现，那些从中央财政转移中拿到越多钱的省份，经济增长速度反而变慢。因为每一个单位的转移支付会使得政府支出水平上升0.6~1.3个单位，而相同的GDP或者居民收入增长的效应仅为0.1~0.2；同样，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每增加1万元，会使得每万人的机关人数增加62人，而本地财政收入相同增幅所带来的效应仅为0.037人。

　　这说明，虽然投入巨额资金，但贫困现象并不一定得到显著改善。所以，为了更大地发挥资金的效用，我们不妨引入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具有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愿性等特征，政府在扶贫工作中与其合作，可以大大提高组织效率，并且得到有力的监督，避免腐败。

　　总之，资金投入并非扶贫治本之策，如何从扶贫本身跳开，从更大视野中审视扶贫，并从社会制度上拓展扶贫渠道，或许会有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