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向东看？

　　昝涛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正在崛起的角色。随着国际和区域处境的改变以及自身力量的逐渐上升，土耳其调整了其对外战略，即从长期以来奉行的亲西方、入欧盟的战略，转为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出现了所谓“向东看”的趋势，加强了与中东地区的关系，更加关注其地区利益。有人说土耳其要成为“欧亚的中国”（Eurasian China）。2002年，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下称“正发党”）上台后，连续执政至今，正发党政府一方面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对于加入欧盟这一长期战略逐渐失去了热情。现在，一个不再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土耳其正在告诉世界，它有一个“大国梦”。

　　 在当前中东剧变的背景下看，土耳其政治稳定、经济形势良好，日益凸显出某种模式意义。当代“土耳其模式”的本质特征，就是由务实、温和的伊斯兰政治力量长期执政。2010年底至今，“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叙利亚，“土耳其模式”成为当地热议的内容。土耳其模式的成功将意味着，温和伊斯兰民主模式（在当前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主政下，可以称之为埃尔多安主义）将更加富有吸引力。

　　 当代土耳其概况及其地缘地位

　　 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其建立者是一个从中亚西迁到小亚细亚的突厥部落。奥斯曼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22），辉煌一时，极盛在16 世纪，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陆，地中海当时可说是其内陆湖。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1923 年，帝国残余领土上那些讲突厥语的人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即土耳其共和国。

　　 土耳其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国家，面积78万多平方公里，其中3% 在欧洲，97%在亚洲。土耳其的邻国有：希腊、保加利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99%的土耳其人都是穆斯林，其人口结构亦很年轻。截至2009年底，土人口已达7256万，且仍在以很高的速度增长。土耳其60%以上的人口年龄都在35岁以下，廉价而年轻的劳工是土耳其的一大优势。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发展动力强劲，潜力巨大，正在亚欧大陆“悄然崛起”。土耳其自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实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已经成为继“金砖四国”之后的新秀，和越南、印尼、南非、阿根廷一起被称为“展望五国（VISTA）”。就其他新兴经济体，国际学界还提出过“灵猫六国”和“金钻11国”，这其中都有土耳其。2009年土耳其经济总量（GNP=7855多亿美元）居世界第17 位，其目标是争取进入世界十强；人均GDP 为10471美元，居世界第56位。

　　 土耳其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土耳其地处欧亚结合部，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土耳其北临俄罗斯，向东是高加索、中亚地区，向西为欧洲，其南与东南是北非、中东。

　　 当代土耳其外交家、学者、现任外交部长达武特奥鲁（Ahmet Davutoglu）强调说，21世纪的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中枢国家（central country）。达武特奥鲁指出，冷战之前与之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冷战期间的全球关系网地图上，土耳其被看成是一个边疆国家（frontier country），当然它是最为重要的北约成员之一，是西方阵营遏制苏联阵营的南大门；冷战后，土耳其主要被看成是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国家”（bridge country）；在后“9·11”时代，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中枢国家”。

　　 达武特奥鲁说，从地区影响力来看，土耳其是一个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里海、地中海、海湾以及黑海国家。土耳其应该抛弃其作为边缘国家的地位，并获取一个新的地位：不仅为自己，还要为临近地区提供安全与稳定。

　　 “向西or向东？”：从凯末尔党人到厄扎尔

　　 向西与向东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两条主线。土耳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定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先天具有向东或向西进行选择的命运与可能。这种选择受到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在内是国家统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在外是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实际形势。在近代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土耳其人即有过与哈布斯堡王朝联合的先例。随着现代化的启动，奥斯曼帝国更是主动加强了其与欧洲列强的关系。但欧洲人已经确定了肢解奥斯曼帝国、解决“东方问题”的战略目标，在此情况下，奥斯曼帝国晚期自保和自卫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只能是向东的选择，这种选择主要是反抗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直到共和国建立，土才真正具有了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对自主性。

　　 凯末尔党人是一批具有坚定西化倾向的现代主义精英。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面地学习与改革，采纳欧洲文明，把土耳其建设成为一个世俗国家；同时要否定并切断土耳其人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制度和精神方面的联系，尤其是要在土耳其社会中清除伊斯兰教的影响。简言之，凯末尔党人的梦想就是要将土耳其变成一个欧洲式的文明国家。此即现代土耳其的国家定位。这样一种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体现在对外战略上，就是向西方文明靠拢、与欧洲联合，这也是土耳其后来全力谋求加入欧盟的原初动力。

　　 在凯末尔统治的时代（1923-1938），土耳其的重点是改革旧体制、建立健全新的内部结构。在对外关系方面，凯末尔意识到，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对于百废待兴的新土耳其是多么重要，他提出了著名的“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外交政策原则，至今土耳其也未偏离这一原则。除此之外，在凯末尔执政的时代，土耳其实际上并没有特定的对外战略。在外交上，这一时期的土耳其主要致力于解决在洛桑判决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奥斯曼帝国的外债和边界问题。

　　 二战期间，在伊诺努总统的领导下，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直到大战快结束，才审时度势加入到同盟国阵营。二战后，世界进入到美苏争霸、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土耳其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军事力量南下的前哨。土全面接受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

　　 直到1980年代以前，主导土耳其外交的是军方和外交部，这两个部门主要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所控制。对这一集团来说，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唯一选择就是与西方结盟。推动凯末尔党人与西方结盟的重要因素是：内部固有的西方主义和外部持续的威胁。对凯末尔主义领导集团来说，当时主要存在三大威胁：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和社会主义运动。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呈现如下特征：1.避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阿以之间的纠纷以及两伊战争这样的地区冲突；2.土历届政府较为成功地保持着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友好但并不亲近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土与叙利亚之间因为边境省份哈塔伊的归属问题而不睦）；3.除了在1955年加入《巴格达条约》，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持不积极的、低调的姿态；4.承认以色列，是当时唯一一个这么做的穆斯林国家。

　　 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商、军、官、学精英集团所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略定位，只是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Turgut zal，1983-1989年任土耳其总理，1989-1993年任总统）才正式地受到挑战。厄扎尔的时代，既是土内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过渡时期，尤其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正赶上冷战结束，国际局势的剧变也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厄扎尔时代奠定了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础。厄扎尔的外交策略是：改变原有的政策、谨慎地冒险、寻找新的可替代性选择、加强多边合作。厄扎尔寻求的是，从对西方的依附转变为与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密切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厄扎尔采取的是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执行的是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

　　 厄扎尔特别重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在厄扎尔时代，土耳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对传统价值观的强调，使其更加重视中东-伊斯兰世界。厄扎尔的目标是要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积极地调停巴以冲突；在两伊战争中，土耳其持“积极中立”的态度，从两方面都获得了大量好处；土还积极参加伊斯兰组织，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支持；厄扎尔还鼓励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加强宗教活动；在海湾战争时，厄扎尔批评了北约对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强调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厄扎尔更加强调土耳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为了提高土耳其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厄扎尔谋求改变和提升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的角色，他强调土耳其应同时与美国和欧盟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其中的一方。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厄扎尔并未将完全成员国地位作为最终目的，这是其与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不同。厄扎尔主要地是将欧盟视为一个经济利益。他其实很清楚，欧盟对土耳其有宗教和历史的偏见。厄扎尔也改变了与美国关系中过于强调军事的倾向，力图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实现多元化，尤其强调经济、自由贸易和科技合作等方面。

　　 达武特奥鲁：21世纪的新奥斯曼主义者

　　 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即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以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从这个角度来看，21世纪的开端也就是“后冷战”时代的开始。从土耳其的角度看，后冷战时代有如下几个特点：（1）从东-西方的冲突转变为南-北问题；（2）民族与宗教问题成为新世纪冲突的核心因素；（3）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冲突也具有特殊地位；（4）两极世界转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在单极格局下，中等力量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自主性，对土耳其来说，就是真正地开始从“消极中立”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地区性角色。

　　 1993年厄扎尔去世，厄扎尔时代开辟的内外战略一度停止，凯末尔主义者重获权力，并放弃了在中东地区的“平衡外交政策”，从伊斯兰世界退缩，与以色列建立起战略的、政治和经济的合作关系，重新回归到在地区事务中从前的那种亲西方路线。也就是说，后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短暂地回归到了传统凯末尔主义时代的孤立状态。

　　 然而，近二十年来的历史证明，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回归，历史将沿着厄扎尔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厄扎尔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为正发党政府所继承与发扬，并被更为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主张。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人，他就是土耳其的“基辛格式的外交家”——达武特奥鲁。达武特奥鲁说过，他非常赞赏厄扎尔时代，认为厄扎尔是一个有见解、有长远目光的人，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应该注意总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教训，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达武特奥鲁是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部头很大的书——《战略的纵深》，该书力图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建立一个新的路线图。他认为，土耳其长期以来否定了其奥斯曼帝国的过去以及与邻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因此，安卡拉将自身与其周边孤立起来了。但仍然有一个在那里的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要换个脑子。这一对外战略的思维转变，伴随着正发党的上台而开始。塔石珀纳尔称这一转变是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新奥斯曼主义，就是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战略的纵深”意味着要加强土耳其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达武特奥鲁说：“土耳其与西方传统上的紧密关系，代表的是一种疏离过程”；“自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穆斯林一直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正发党就是要纠正这一切。”

　　 亨廷顿曾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无所适从的、身份撕裂的国家（a torn country），而达武特奥鲁认为，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由此，土耳其就是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

　　 达武特奥鲁为土耳其新的对外战略制定了五个基本原则：1.强调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是相互促进的，民主制是土耳其拥有的软实力；2.与邻国的“零问题政策”（zero problem policy）；3.不仅与临近地区发展关系，还要与更远的地区发展关系；4.坚持多维度的外交政策，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5.实践有节奏的外交（rhythmic diplomacy），即强调对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参与，并在其中建立和强化土耳其的影响力。比如：对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参与；介入伊核问题、阿以问题等。关于土耳其对中东的政策，达武特奥鲁强调了四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强调对话；经济共荣；文化并存与多样性。

　　 在2008年的一次国际关系会议上，达武特奥鲁比较简洁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认识和理解。达武特奥鲁认为，土耳其当前正处于外交的转型期，理解和展望土耳其未来的外交和国际政治，必须同时注意到时、空条件，时间是指世界和土耳其历史的演变过程，空间则是指土耳其所面临的周边环境的变化。20 世纪末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新视野出现的时期，特别是在1989 年之后，需要的是重新定位，特别是在空间上的重新定位。土耳其必须同时重视与自身相关的三个空间：超民族的国家、地区性的国家以及中枢国家。中枢国家是指土耳其在中东、中亚、地中海、里海和黑海的地位。

　　 亲西方仍是土耳其战略的基本底色

　　 其一，土耳其内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共同促成了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

　　 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内部是统治精英的转变，外部是土耳其所处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概括来讲,建国八十多年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1980-19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并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而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手中。土耳其内政上的这一重要转变，影响到了其对外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强调伊斯兰认同、强调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从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对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影响最大的是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土耳其对于欧洲的防卫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阵营的边疆国家，这时，一个还没有真正进入欧洲俱乐部的土耳其，必然面临重建自身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故意刁难和偏见，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欧盟的完全成员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耳其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土耳其经济繁荣,而欧盟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沼,这也促使土耳其反思其国家定位。

　　 其二，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它抛弃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

　　 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厄扎尔调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没有忽视加强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其目的是要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借助于这种合作来平衡土耳其国内的凯末尔主义反对派。多元化其实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兰倾向、地区倾向和东方倾向。这一点对当前的正发党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

　　 其三，土耳其正在崛起，但它的“大国梦”受制于其综合国力的有限性。

　　 从厄扎尔到正发党时代，土耳其在二十年间基本上完成了国家重新定位以及对外战略的调整。这个调整里面还蕴含着土耳其的一个“大国梦”，用达武特奥鲁的话来说就是，土耳其首先要成为一个同时具备软硬两方面实力的地区性大国，进而再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力量。

　　 有一种对达武特奥鲁的批评值得重视，即他可能过早地把土耳其看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力量，比如，土耳其过于积极地介入阿以冲突、哈马斯问题、伊核问题等国际性的重要议程，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实际利益。土耳其的现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只是，现在土耳其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确实容易给土耳其人以更大的信心。

　　 其四，土耳其的崛起以及“向东看”，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

　　 土耳其对中国的挑战还不具有实质性，但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世俗民主制的“土耳其模式”对中东和中亚具有重要的吸引力，这是土耳其体制的优势；二是随着土耳其经济力量的上升及其向亚洲的“回归”，也使中国逐渐地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看后“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可以预见，以“土耳其模式”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将主导中东政局。新兴伊斯兰主义力量将通过这次中东剧变全面登上中东政治舞台。这支力量既有伊斯兰主义的特征，又积极参与现代政治/社会。“土耳其模式”代表了阿拉伯国家未来的历史发展方向。在这一背景下，与西方关系密切又自视为中东地区世俗民主制样板的土耳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具有为西方所利用的独特价值。

　　 土耳其的崛起同时也伴随着其在中亚地区更加活跃的姿态。土耳其与中亚地区有着特殊的文化关系，也一向致力于在中亚扩大自身影响。土耳其在中亚的运作主要是利用两种软力量：一是泛突厥主义，二是世俗-民主的“土耳其模式”。泛突厥主义在文化上具有吸引力，但在政治上特别敏感，中亚国家和中、俄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冷战以后，土耳其在中亚表现出要取代苏联当一个新的“老大哥”的架势，但中亚国家也清醒地意识到，土耳其的抱负远远超出了它的实力，与周边的俄、中两个大国相比，土耳其所能提供的实际援助和支持，远远无法满足中亚诸国的需求。但随着自身的崛起，土最终也必将扩大其在这一地区的野心。

　　 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蜜月期”。2010年，随着温家宝总理访问土耳其，双方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不久前，习近平副主席访问土耳其，中土双方的经贸关系继续深化和紧密。在中国最为关心的“东突”问题上，土耳其一直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支持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如何平衡、把握和发展与土耳其的经贸及政治关系，对中国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综观土耳其共和国八十多年的历史，它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现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回归到东方伊斯兰世界，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对他们来说，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是亲西方的。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形势下，土耳其寻求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对外战略定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理解和评估这一趋势，并及早做好应对准备。（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