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私人银行之力 引民间资本“入渠”

　　张晓宏

　　 今年以来，不断爆发的非法集资案件，如“吴英案”——一个普通的法律案件，成为许多人特别是经济界人士的焦点话题。

　　 实事求是的讲，目前中国东南沿海、江浙粤闽一带，类似的情形非常多。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非法与合法，罪与非罪，似乎很难在短时间内厘清。这种现状说明：在中国，一部分想“先富起来”的人在急切地寻求资本；另一部分已经“先富起来”的人手中的资本又在急切地寻求出路。

　　 笔者认为，这部分资本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相对数量大，二是追求高收益，三是风险承受能力强，四是缺乏专业规范的投融资管理。它们时而如急流般汹涌，时而又如退潮般消隐。我们不妨把这部分资本称之为湍流资本（Turbulent Capital）。低风险、低收益的银行储蓄体系对它们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如此，湍流资本不会进入官方的金融体系。于是，大量的暴富喜剧与破产悲剧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与探索的时代此起彼伏地上演着。

　　 由此，政府多次提出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但一直的口径是“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具体怎么进呢？完全放开民间资本设立银行、证券公司抑或保险公司的牌照吗？相信短期内不会。除此之外，让民间资本持有金融机构股权？每年百分之十几的资本利润率与百分之几的资产利润率对银行、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蛮高；但对湍流资本，应该仍无太大吸引力。这还没有考虑被众多民营人士所诟病的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玻璃门”。那么，到底如何防止悲喜剧的大起大落呢？

　　 许许多多金融界的人都在思考，但找到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可操作的、成体系的解决之道绝非易事。笔者认为，或许私人银行是其中一个不错的答案。

　　 何谓私人银行？并非民间资本或私人开的银行，而是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从摇篮到坟墓”式的高端金融服务的银行。

　　 从2007年，这个号称中国私人银行元年的时间点开始，中国的私人银行就开始了艰难的发展。5年来，成绩与困难同在，赞誉与诟病齐飞。无论是利率市场化、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的压力，还是中国富人阶层的壮大、对私人银行逐步认同的动力，都为当下银行的转型与私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笔者认为，通过私人银行，让湍流资本以非常个性化的方式直接和资金需求方结合，金融脱媒，私人银行以中间业务的形式提供专业的投融资咨询、风险管理服务以及交易后续管理。虽说这其中尚需大量繁杂的操作细节，严谨的合同条款来界定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但这仍可能是目前湍流资本融入官方金融体系最快、最有效、最稳妥的途径。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来说，恰恰需要为这一途径提供相对宽松的实验场所、公平清晰的市场规则，以及帮助那些“吃螃蟹”的勇敢者降低交易费用。至于湍流资本供给者在何种条件下肯于融出资金，需求者又肯于接受怎样的成本融入资金，而私人银行又如何扮演好“媒婆”的角色，则需要这个年轻的市场慢慢探索。或许，个性与特色恰恰是这个市场最大的魅力所在。

　　 这样，对于参与各方：银行发展了私人银行业务，获得了中间业务利润；湍流资本供给者在一个规范专业科学的框架下满足了个性化的融出需求；湍流资本需求方获得了迫切需要的资金；政府得以使民间资本融入了官方金融体系，熨平了大起大落的悲喜剧；市场创新了资本配置方式，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或许不失为一条“五赢”的路径。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现就职于金融监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