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欧平台有助解决欧债危机 经济学诺奖无关政治

　　杨晓音

　　专访John Hassler

　　《中国经营报》：欧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是否是高福利待遇模式？

　　John Hassler：完全不是。高福利和待遇只是表象。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希腊是一个小国家，是一个腐败沉重的国家，有很多问题，比如政府财政不透明，经常账户亏空等等。南欧国家物价增长很快，在北欧比如德国却没有增长这么快。北欧的物价相对更低，因此南欧就会更多地进口来自北欧地区产品，这就导致经常账户赤字、亏空。在2005～2010年欧洲银行经常账户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方国家的银行总是借钱给南欧国家，覆盖它们的赤字。一开始，人们认为这种发展是正常可控的。然而这个发展最终还是失控了，而且是和2008年金融危机一起突然爆发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市场就突然不再愿意去救助希腊和葡萄牙的财政赤字了，这些国家的赤字不得不由欧洲央行来填补，这样导致危机不断演进。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现在欧洲债务危机的转机是否出现？欧元区自救措施是否可以完全挽救债务危机？

　　John Hassler：欧元区的结构性的赤字非美英可比，这意味着欧盟内部各个成员国之间差异巨大。早在欧元区建立之初，就规定政府的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如果超过的话，那么就要受到惩罚，然而这个规则被一再打破，其实本来这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在欧盟内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实行“低利率”减少债务，但是继续支持这些偿付能力极低的国家无疑会加深危机；另一种是“健康机制”，如果是这样，那么利率会上升，人们会出售手中的债券，这些国家的借债将会更加困难。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即使我们把危机的源头区分开来，但是在自救的过程中将政策落到实处还有相当难度，因此，我们需要综合调节政策的工具，但是就现在来看是缺失的。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提过欧洲需要一个“泛欧的平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平台？

　　John Hassler：之前提到的政治危机就是在呼吁成立这个“泛欧平台”，这个平台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的，由正式指令或者制度来保障。目前针对欧盟总部总有一些不信任的情绪。因为每一个欧元国家很不愿意把和财政相关，或者其他问题相关的权力更多地交给欧盟总部。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欧盟机构是比较脆弱的。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到没有一个统一的泛欧平台去讨论，或者统一的媒体舆论平台供人们达成共识。所以，在欧元区国家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中央化的财政机构，能够跨越泛欧区每一个国家的制度之上。也许我们可以逐步来实现这样一个构想。

　　《中国经营报》：当年在瑞典出现过经济的结构性改革，瑞典后来的发展平稳和经济的增长大都依赖这次改革。那么瑞典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John Hassler：瑞典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是世界上GDP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这样的增长率。然而这样的增长也一度让执政者疏忽，当时的确采取过一些不健康的经济政策。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框架需要非常广泛的支持。然而当危机出现时，我们意识到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改革。当时的瑞典政府积极调整财政政策，使央行获得独立，使瑞典完全进入一个商业的运行模式中。现在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有着相同的境遇和趋势。亚洲国家中很多都成功地渡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且就现在来看它们的状况要强于欧洲，亚洲国家应该把握这种局势不断改革调整。

　　《中国经营报》：作为诺奖评委会的成员，诺贝尔奖评委会偏好什么样的研究？

　　John Hassler：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授予广义的经济学内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比如经济历史学、经济心理学等。经济学奖得主是对于人类理解某些经济问题有重要贡献的人。大多数经济学奖得主建立了数学模型，但也不都是这样，比如有些获奖者的贡献是对于历史重要发展的描述和严谨分析。

　　我们从不认为一个领域比另外一个领域更有希望获奖。事实上, 关于有可能得奖的领域，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清单。评委会时常考察这些领域，向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征询意见,加深评委会对相关研究贡献的认识。

　　大家应该注意一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通常会花很长时间才完全认识到某项研究的重要性。 这一时滞在自然科学中通常很短。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需要观察是否有很多研究是基于某项开创性的研究，并且所有的这些研究是否增加了我们对经济问题的理解。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中国经营报》：你作为评委会委员的任务是什么？

　　John Hassler：经济学奖评委会总共有十个人，包括一位秘书。评委会每个月开一次会。简而言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所有可能获奖的领域。我们经常阅读相关人员撰写的报告, 评估不同领域研究的贡献。我们大部分工作是定义授奖的想法。这项工作在自然科学中也许相对简单,但是在决定经济学奖的过程中，通常很难精准指向某个具体研究或发现。通常很多人在某个值得授奖的领域做出了贡献，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使授奖领域与得奖者完美匹配。

　　《中国经营报》：诺贝尔经济学奖会授予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经济政策研究者么？

　　John Hassler：如我所说，经济学奖授予的是对人类理解某些经济问题有贡献的人。获奖者需要通过理论或者模型来帮助我们来理解经济中的个体行为以及总体行为，这一切与经济政策制定者无关。事实上，大部分诺奖得主不怎么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研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保罗·克鲁格曼对经济政策很感兴趣并且总是写相关的东西。但是，他获奖是由于早年在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与他在《纽约时报》的政策专栏绝对无关。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从来不受政治和政客的影响，评委中没有一个人是政客。

　　我们坚信经济学研究成果可以提高全人类的福利,在评委会的讨论中,我们从来不考虑某个经济研究成果对于政治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获奖者，皇家科学院也负责授予两个自然学科的诺奖——物理奖和化学奖。尽管经济学本身与物理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奖的评委努力使得该奖在评奖标准以及获奖贡献上向自然科学的诺奖靠拢。

　　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由经济学奖的评委会最终决定。经济学奖评委会只是向具有400多位院士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提出授奖提议，皇家科学院基于同样的原则决定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可以这样讲，尽管经济学经常被政治所用，我们竭尽全力使二者分离，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纯粹关于科学的奖项。但是有时我们也会遭到批评，有些人误认为某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因为其政治观点获奖。 事实上，我们从来不考虑政治因素。如果我们考虑，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不是一个关于科学的奖项，价值也将大大降低。

　　（John Hassler系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瑞典财政政策委员会副主席、欧洲经济顾问团（EEAG）成员、瑞典财政部顾问、诺贝尔经济学奖价格委员会评选成员、“三十人小组”（Group of Thirty）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