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不应忌讳年轻人出头

　　□信海光

　　3月20日，中南大学宣布，聘请该校年仅22岁的大四学生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进入著名数学家侯振挺教授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刘路也因此成为我国最年轻的正教授，同时他还获得了学校100万元奖励。

　　“最年轻正教授”的诞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喝彩者，但引发出来的争议更多，不少舆论怀疑以刘路之年轻，是否能ｈｏｌｄ住正教授这个职位，称新纪录的诞生有奖励过滥、拔苗助长、捧杀过度的嫌疑，等等。

　　刘路被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是因为他破解了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从能力上来说没什么可质疑的，而他之所以引起争议，还是因为他太年轻了，这样的正教授在中国太稀有了。

　　说实话，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刘路是否够格，或者中国的高校建设之类话题，而是其他几个因为“主角”太年轻而同样引起争议的社会热点，比如最年轻的县长、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最年轻的女市长等。把这些事例整合在一起看，就很容易得出一种看法：在中国的某些领域，太年轻本身，似乎就已经构成对公众的一种冒犯，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忌讳“年轻”的社会，我们所在已不是一个“少年中国”，而更像一个“老年中国”。

　　多少年前，“青春万岁”不正是我们举国上下最推崇的一种状态吗？“干部年轻化”不曾经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吗？为什么现在“年轻有为”反而成了一种招惹嫌疑的忌讳？在很多人眼里，年轻而当正教授，多半ｈｏｌｄ不住学问，年轻而居高官位，多半有背景，年轻而有财，多半是富二代……

　　年轻虽然跟能力不一定成正比，但肯定也不成反比，无论做学问还是做官都是如此。以做学问为例，1917年的北大有这样一群教授，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谁能说他们不够资格？再以做官为例，中国第一届政府，首批任命正副总理11人平均年龄51．1岁，最高57岁(邓子恢、贺龙)，最低44岁(李先念)，谁能说他们资格不够？但现在，一名29岁的代县长就足够把公众的神经刺激起来。

　　年轻几成原罪，这并非没有原因，它至少反映出三种社会现状：其一，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干部任命不够透明，官位私相授受的弊端，以至民间信任关系超过信任能力；其二，社会上论资排辈现象日趋严重，人们对露头的年轻人不免更多地联想其“特殊性”；其三，普通人上升的通道逐渐变窄，除非个别领域，年轻人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难度越来越大。种种原因相加，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大多数人视年老者掌握社会为应然，年轻者冒头为异类，而这却绝非一种正常现象。无论如何，中国也都不应该成为一个忌讳年轻人的社会。

　　最后再一起重温一段邓小平南巡时候的谈话吧。1992年春天，邓公曾充满深情地说：“21世纪是年轻人的。干部要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缺点？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

　　1984年，邓公还说过：“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我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订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