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危局：一封辞职信引发的金融炸弹

　　一个人、一封信，对拥有3万员工、143年历史的当今华尔街第一大投行，能奈之何?

　　编者的话/

　　一个人、一封信，对拥有3万员工、143年历史的当今华尔街第一大投行，能奈之何?

　　高盛前员工格雷格·史密斯对于“唯利是图的有毒文化”公开指责不久后的几小时，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费恩(Lloyd C. Blankfein)、首席运行官盖瑞·柯恩(Gary D. Cohn)紧急危机公关，给员工的邮件中对此强硬回击和坚决否认。自金融危机以来，高盛等投行已经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不胜其烦了。

　　不仅“客户导向”的文化渐行渐远，高盛已经不止一次站在道德的审判席上了，外媒评论指出，高盛迟早会为其长期的“道德危机”买单。在最后一根稻草到来之前，我们发现正是高盛公司制度的蜕变造就了今天的一切。

　　公司研究

　　寡头高盛:道德终结者

　　作为高盛前执行董事的史密斯，把自己老东家的丑闻全盘托出，无疑是“勇敢”的。

　　在3月轰动华尔街的《我为什么离开高盛?》这封公开辞职信中，史密斯历数高盛对待客户的几宗罪，其中不乏“围猎大象”、“挖出眼球”等让人触目惊心的比喻，直指高盛“有毒且破坏性的”文化已与其一直宣称的“客户利益至上”大相径庭。

　　曾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履职的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罗素·史蒂文森(Russ Stevenson )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仅仅只是史密斯的文化和道德指责，并不太可能引发SEC对高盛的进一步调查。”

　　金融炸弹制造者

　　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和首席运营官盖瑞·柯恩(Gary Cohn)在《我为什么离开高盛?》这封辞职信公开数小时之后即予以了回应，在一封发给全员的邮件中称，“有个别人不满现状并不奇怪，但这个论调并不能代表3万名员工的一致想法，”并重申高盛“以客户为目标导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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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盛曾经用行动证明了“客户守护者”的理念，在国际投行纷纷以“恶意收购”来竞争市场时，高盛打出“反收购顾问”的旗帜，帮助那些处于弱势的被收购公司请来友好竞价者参与竞价，狙击恶意收购。

　　不过现在高盛在人们眼中已不仅仅是“客户守护者”这么单纯，史密斯事件已经不是高盛第一次站在道德的审判席上，所谓的“客户利益至上”的原则早已被美国媒体认为“外强中干”。

　　远的不说，2010年的“托尔事件”已经让高盛的“道德”问题也成为质疑的焦点。

　　时任高盛集团副总裁的Tourre(托尔)在给女朋友的信件中，自信满满，自比为华尔街的骑士，不过，即便是超棒的骑士，他对其所销售的产品也是深感不安。

　　“这些参与设计的‘科学怪人’，没有实际依据，没人知道如何定价，却可能侵蚀投资者的资金。”并以“促进市场流动性”的说法来安慰自己“不要太有罪恶感”。

　　很不幸，“情书”成了SEC指责高盛“客户欺诈”的证据。在此之前，SEC已经对高盛“客户欺诈”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调查，SEC方面表示，超过1000页的电子邮件和高盛内部资料显示高盛在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面临崩溃之际，一面极力向客户推销房屋抵押贷款债券(MBS)，一面暗地里做空这些债券从中牟取暴利。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国会听证会上，参议员曾多次引用信中内容，证明“高盛在明知产品风险的情况下将其卖给投资者”。

　　在稍后SEC的“市场违规进行裸卖空行为”的指控中，高盛接受了控告并缴纳45万美元罚金;并在两个月后，就听证会中所辩论的“欺诈事件”与SEC达成和解，交出5.5亿美元的罚金——这也是迄今为止SEC对一家华尔街公司开出的最高罚单，但这罚金不过就是高盛2009年净收入的5%。

　　这个结果多少有点出乎意料，违背了高盛一贯的强硬风格，有评论指出，高盛也是借花献佛，缓和与监管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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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道德缺失并不能使高盛遭受法律惩罚，即便在2010年的听证会中，议员们的言辞犀利也无法掩饰监管层对高盛的无可奈何。作为高盛首批衍生品行家之一的高盛前合伙人伊曼纽尔·德曼(Emanuel Derman)就在其博客中评论SEC的做法是“试图通过界定非法，来治疗不道德的行为”。

　　同样的监管尴尬也适用于“史密斯事件”，“史密斯的指责更多是文化和态度层面，而没有具体的不合法的事实或者行为来支撑，尽管很明显他所抱怨的文化变迁加大了不合法行为产生的风险，”曾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履职的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罗素·史蒂文森(Russ Stevenson)说，“但是同样明显的是，SEC没有权力调查或者规定企业的文化或者是企业的态度。”

　　从客户守护者到资本守护者

　　“客户利益至上”是高盛一直津津乐道的14条工作原则之首。曾经有一段时间，这条高盛之父西德尼·温伯格从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偷师而来的原则确实被做到了极致。

　　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反恶意收购的保护者”时，高盛的确让客户感受到了舒心的服务，并以此扬名投行业界。

　　最为投资银行和投资界人士广为传播的一个案例就是，1968年的某一天，因为一个客户下达了错误的交易指令，而把应该卖出的5000股做成了买入5万股。高盛当时的首席合伙人古斯塔夫·列维决定：“这次交易错误算我们的，我们来买单。”而列维的名言就是要“长期的贪婪而不是短期的贪婪。”

　　然而现在，把客户当做是“木偶”的高盛员工大有人在。“高盛的‘木偶’客户至多算是一种伪客户——就好比是坐在同一张牌桌上的赌客——高盛只会保证向他们阐述清楚游戏规则，并为他们验好牌，以确保这副扑克里的确有54张牌;面对身处弱势的交易对手，高盛没有义务采取符合他们最佳利益的举动，就像一位玩牌高手没有义务将自己的一手好牌拿给牌技很烂的玩家看一样。”原摩根士丹利员工、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法学教授弗兰克·帕特洛伊撰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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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客户选择的问题，截至记者发稿日，高盛并未对此进行回应。

　　从“客户利益至上”到“选择性对待客户”的转变与高盛本身的公司制度变化紧密相关。

　　曾经在列维的时代(列维于1969年~1976年担任高盛高级合伙人、主席)工作于华尔街的投行人员，多带着伤感而怀旧的心情评论史密斯的公开信：“那时候人们将长期的贪婪看成是最好的贪婪，损害客户的利益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而如今，投行的自我认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乔治敦大学客座教授罗素·史蒂文森认为，这种变化和投行从合伙制企业向上市公司转变时，交易员的影响愈来愈超过投资银行家有关。“银行家倾向于长期利益，而交易员更关注短期利益。在上市后，由于股东对财务表现的关注，企业可能会更容易关注短期利益。”

　　“作为华尔街最后上市的大投行，高盛和其他投行一样，早期也实行合伙制度，”高盛公司副总和外汇交易员、《高盛文化》一书的作者丽莎·埃迪里奇认为，“高盛的资本由合伙人拼凑，提升到合伙人的员工就要贡献资本，同时也参与分红。实行合伙制度的投行基本上风险意识都很强，行事谨慎，因为毕竟资本是合伙人自己的。”

　　“但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自营业务在投行兴起之后，逐利的特点被逐渐放大。投行开始用自己的资本进行投资、证券以及基金交易，自营业务扩张得很快。高盛也是其中的一员。”丽莎认为。

　　自营业务的范围一向比较模糊，一般指投行用自有资本对债券、期货等金融资产进行风险投资，在市场一帆风顺时，这些交易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由于交易规模扩大，以及新产品不断出现，投行的资本用量越来越大，各投资银行不得不纷纷放弃资本来源有限的合伙制度。有的与商业银行合并，也有的通过上市发行股票扩大融资渠道。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使得合伙人变成了职业经理人，公司不再是自己的归属。在追逐良好财务表现的压力下，华尔街很多投行为了追逐利润，越来越漠视风险。”一直在华尔街做交易员的人士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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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员取代银行家

　　尽管高盛1999年才最终上市，但是实质的变化从1986年就开始了。

　　1986年，公司的高管认为“只靠做代理人和咨询顾问，公司不会持久繁荣”。

　　在当年于纽约举行的合伙人年会上，来年被任命为副主席的史蒂芬·弗里德曼和罗伯特·鲁宾宣布，高盛在考虑上市，目的是为了募集更多的资本做证券及投资业务，因为合伙人退休时要带走自己的资本，而高盛的合伙人数量和资本都有限。并且一旦业务失败，合伙人可能要赔上全部身家，这对公司的运营资本是很大的风险。

　　当时这一提议即遭到银行家们的反对。曾任高盛公司副总和外汇交易员的丽莎·埃迪里奇如此描述当时的争论：前任高级合伙人约翰·怀特，认为公司资本受到限制不一定是坏事。“我认为资本理应受到约束，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不能做杠杆买卖和套利或者只能做一点点。”这些传统的银行家倾向于花数年时间培养公司客户，希望有一天为客户的某起大型并购提供咨询。

　　这种银行家与交易员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了十几年，直到1999年，高盛最终上市。上市之后，交易员出身的领导者占比逐渐上升。在高盛，高管一直都是从内部人才选拔而来，而总裁和CEO常常是分别来自于高盛的投资银行业务部门和固定收益(投资、证券交易等)部门，而这两个部门，是交易员最多的地方。2006年高盛CEO保尔森(1998年~2006年)卸任后，新上任的CEO劳埃德·贝兰克梵出身商品交易员，一直负责高盛的固定收益部门。目前高盛的核心高管主要来自交易部门，总裁柯恩及资产管理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们也都出自高盛商品部门。

　　不仅如此，《纽约时报》报道说，高盛在贝兰克梵2006年任CEO后，开始引入了银行家记分卡制度，列出每个员工每天的利润和损失情况，来评估员工的表现。这种评估方式在贝兰克梵之前一直遭到高盛鄙视。

　　正如格雷格·史密斯在公开信中所写的那样，“只要你能为高盛赚到足够的钱，你就能够得到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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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说自己的顾客投资股票或者其他我们自己极力避免购买的产品，因为它们看起来不可能有很高的利润，让你的客户进行一切能给高盛带来最高利润的交易和交易所有流动性差的含糊产品”，史密斯称，这些能够帮助新人尽快当上领导。

　　2007年，高盛几位银行部门的高管离职。美国的业内观察人士认为，这说明在与那些交易业务出身人士的竞争中，投资银行家们的影响力正在丧失。《纽约时报》称，许多人将这家以交易为导向的公司称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他们不再将客户视为客户，而认为他们是“交易对手”。

　　尽管贝兰克梵和柯恩称史密斯的言论“不能反映我们的价值和文化，也不能反映大多数高盛人心目中的公司，以及我们为客户所做的工作。”

　　但是，在特拉华州立大学公司治理教授艾尔森看来，随着旧制度的瓦解，对客户的忠诚正在渐渐消失。

　　监管高盛困局难解

　　“美国的监管层，只有进不去华尔街的人和已离开华尔街的人……”

　　“托尔先生”被找到了。

　　外媒最新报道引用了知情人的消息，指出2010年高盛听证会的“红人”Fabrice Tourre(托尔)已经报名参加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2010年的4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高盛集团及其副总裁法布里·托尔雷(Fabrice Tourre)提出证券欺诈的民事诉讼，称该公司在向投资者推销一款与次级信贷有关的金融产品时隐瞒关键信息，误导投资者。委员会长达18个月的调查独立于SEC进行。

　　在等待SEC民事欺诈指控的日子里，托尔也要找点事情来做，毕竟，从2010年SEC的试图指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两年的时间。

　　同样的，彼时关注度更高的“高盛的司法指控”也没有了下文;“余账未清”的高盛在这个端口又爆出了“史密斯事件”。

　　“刑法要求有确凿证据证明高盛有欺诈行为才能判罪，但是这太难了。”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教授罗伯特·赖克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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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以落地的指控

　　这原本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在那次听证会之后，《华尔街日报》报道， SEC已经把高盛涉嫌欺诈的调查报告移请司法部刑事侦查。这让外界在听证会上的“唇枪舌剑”之后看到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进展并不顺利，“要想走刑事程序，需要掌握有关撒谎、欺骗和偷窃的确凿证据。”一些律师指出这一案件“极度复杂”。

　　而高盛也早已严阵以待，不仅高盛CEO布莱克费恩自己就是哈佛法学院的法学博士;而且，高盛以及布莱克费恩分别聘请了顶级律师团队来应对SEC的指控。据介绍，布莱克费恩宣布聘请的美国最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温加滕。

　　时至今日，僵持两年之后，指控尚不能成立，尽管上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夏皮罗(Mary Schapiro)重申了对高盛这种类型的公司持续监督的必要性，但是将高盛从道德的审判席推向法律的审判庭上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即便在此前的民事诉讼中，高盛尽管交了一笔数额不小的罚金，但对SEC提出的指控也是“不置可否”。

　　“虽然高盛已被罚款，但是额度和受害者所受的损失比较起来相当小，并且大部分针对高盛的案件都没有上法庭，而是采取了庭外和解的方式。” 罗伯特·赖克说，“按照一贯的做法，高盛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指控使高盛躲过了私权诉讼，否则在与政府和解的基础上，是可以提出私权诉讼的。”

　　这样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据记者统计，从2003年到2012年，SEC曾对高盛提出过多项指控，5.5亿美元是其中最高的罚金历史，其他多为几十万到几百万美元不等，而高盛的违规操作所造成的客户损失却是巨大的，一名投资者就曾向高盛要求赔偿，据该投资者称，在购买高盛的1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后遭遇亏损，然后破产。

　　相比之下，刑事诉讼的指控更是一场“恶战”。

　　政治投行

　　正由于“道德审判”不能代替“法律惩罚”，所以高盛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可谓“理直气壮”，据外媒形容，自始至终，布莱克费恩对高盛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歉意”，以“好斗”的口吻拒绝承认高盛与客户的冲突，“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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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人士认为，高盛领导层在面对质疑时的“咄咄逼人”态度与高盛“政治投行”的策略不无关系;“尤其是金融危机前后的那段时间，高盛原董事长保尔森位居财政部长，加上其他就任政府高职的高盛前员工，对高盛的作用是很大的。” 罗素·史蒂文森表示。

　　在高盛的商战历史中，各界政府中的“高盛”人员更迭贯穿其中：1985年，时任高盛联合主席的约翰·怀特海德成为里根政府的副国务卿;1992年，联合主席鲁宾离开高盛，出任克林顿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两年后调任财政部长;2006年1月，曾任高盛董事长的琼·科赞以高票当选新泽西州州长。

　　其中的原因，罗素·史蒂文森表示，“一种观点是认为高盛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华尔街‘最好最聪明人’的摇篮，因此高盛能人来到政府从事公共服务是很自然的;另一种更为偏激的观点认为高盛深度经营政界关系，因此获得了许多他们不应获得的东西。”

　　不管是何种原因，高盛与政界的关系之亲密甚至让同行“嫉妒”，也被外界称之为“高盛政府”，《钱和权：高盛是如何统治世界的》的作者Cohan讲到了高盛合伙人温伯格的一个例子，一天在地铁上，温伯格突然想到一个财政部长的人选，而时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马上任命，尽管他压根就没听说过此人。

　　这也就难怪史密斯事件之后，纽约市长布隆博格不仅亲临高盛塔，而且还“深切慰问”高盛员工，据媒体报道，在布隆博格逗留一个小时之久的时间里，他几乎和每一个高盛交易员及部门主管作了亲切攀谈，并鼓励后者，“高盛是构成城市经济的重要部分，对于公司的无端攻击将最终伤害每一位纽约人。” 同时略带嘲笑地跟高盛的交易员们说，“高盛是一家公司，赚钱是他们的天职。”

　　《纽约时报》报道称，高盛每年都要向力挺它的纽约市长布隆博格支付数千万美元的租赁费，以享受彭博新闻社整合了专业咨询和媒体分析的服务。

　　金融政府

　　在与高盛的法律对决中，SEC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优势。究其原因，“美国的监管层，只有进不去华尔街的人，和已离开华尔街的人。”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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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政治结盟一直是华尔街投行的生存法则，尤斯塔斯曾在《美联储的秘密》一书中揭露道，截至1983年，花旗银行、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汉诺威银行、大通银行和汉华银行共持有美联储53%的股份。

　　“监管层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到这些‘金主’的利益，况且，许多法规都是在华尔街的建议、游说下制定出来的。”外媒评论。

　　除了间接的资本支持，政治参与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来影响监管层。Cohan在《钱和权：高盛是如何统治世界的》中也提到，当时内阁成员在建立美联储体系的时候，请高盛的创始人之一Henry Goldman提供建议，而且基本上是由后者来主导的。

　　与美联储同样，美国财政部中也有很多都是高盛等华尔街投行的代言人。比如美国前财长罗伯特·爱德华·鲁宾。在高盛供职近30年的鲁宾，在1995年~1999年的美国财政部执政期间，就为华尔街送了一份大礼。

　　正是鲁宾的建议使1999年11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商业银行以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从事包括证券和保险业务在内的全面金融服务。

　　“更多银行大佬进入投行业，使得金融环境竞争激烈，加剧了机构对于短期利益的争夺。”史蒂文森表示。他认为可以全面审查一下被废除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如有可用条款尽可恢复，但显然，随着银行业关系愈加密切，这非常难。

　　相比之下，高盛前CEO亨利·保尔森对华尔街更是功不可没，2006年~2009年在任的他亲历了美国金融危机，并力导了对华尔街的拯救行动。

　　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高盛小心经营其与全世界政府高层的关系，他们深知各国政府的政治逻辑和行为方式，懂得如何投其所好提供金融建言。这也维护了高盛与这些政府的信任关系。”罗伯特·赖克说，“在政府里有支援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能够向政府解释企业的需求，灌输金融机构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