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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赛先生看银行高利润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4-01 10:30 来源: 英才

  文|钟伟

   出自《英才》杂志2012年4月刊

  近期,舆论对银行业2011年的高盈利增长有众多议论,银行业似乎有“不当得利”的嫌疑。这种局势,让我联想到了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之争。近百年前,这种争论的一个掠影是,鲁迅放下了属于赛先生的手术刀,拿起了属于德先生的笔杆子。

  银行高盈利和德赛之争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那就让我们收起情绪化,看看高盈利的根源何在?

  中国银行业在2011年集体交出了完美的财务答卷,几乎和所有制、和规模、和是否区域经营无关。因此巨额利润,很难归结为个别银行在治理结构、在产品创新、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有什么长足进步,必然包含垄断和体制的因素。

  在欧美,大型银行的收入费用比大致在60%;而在中国,该比率大约在30%。动辄拥有数万甚至数十万员工的中国银行业,越来越具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点,一线柜员中,劳务派遣工的比例不断攀升。如果中国银行业没有如此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恐怕利润就大为缩减。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如果处于与西方同等收入费用比的条件下,其税后净利润恐将缩水800亿元。

  稳定的存贷利差是高盈利的另一个来源。2011年,银行业贷款余额为58万亿,净利润为1.24万亿,净利差约2个百分点,中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较低,并且其中绝大部分实际上是依附于贷款的衍生收费品种。1998年之前,中国不存在稳定的存贷款利差,因此此前中国也就基本不具备形成高盈利银行的金融环境。2011年的净利差水平,和次贷危机后的刺激计划时期相比,是大幅上升了,但和国际同业水平相比,大致是低于拉美,和欧洲北美持平,略高于香港。

  此外,中外银行业业务模式的巨大差异,也有助于中国银行业实现高盈利。许多人诟病中国银行业对“三农”、中小企业和普通储户服务不佳。其背后是,中国经济高增长、国民高储蓄、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规模扩张下的资金饥渴症,使中国银行业在资金来源方面,七成依赖存款,三成依赖发债等主动负债;在资金运用方面,则七成投向对公贷款,三成投向个人金融。西方银行业则截然相反,其资金来源靠主动负债,资金运用靠零售金融。

  如果我们粗略地把中国银行业的利润高增长归结为上述因素,那么,如何改变它?

  其一,收入费用比。银行已被批评为行业高薪,财政部已出台严格的限薪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银行业靠人海战术规模扩张将依旧,收入费用比不太可能迅速提高。

  其二,存贷款利差。这种利差的根源,进一步可以归结为银行业的垄断,以及央行对货币和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导致资金供不应求。如果不改善货币数量调控、不弱化银行垄断,不推进利率市场化、不搞资产证券化,要缩小利差势同纸上谈兵。更危险的是,如果不允许出价高、风险低者优先获得信贷资源,那么信贷资金投向恐怕就只能更深地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

  其三,业务模式。如果国民储蓄率依然高位,如果渴求资金的优秀企业仍然众多,那么,又怎么能让商业银行具备向在GDP占比中不断滑坡的农业、向从成立到关闭平均寿命不足3年的小微企业,优先注入信贷资金?

  由此观之,离开具体国情、体制和政策缺陷,来讨论中国银行业的表现,我们只能说,至少目前银行业的高利润、低不良,比2005年之前的有亏损、高不良要好得多。

  成败皆由萧何,萧何应自审。中国经济转型处于关键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我们已经观察到试图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财政货币调控,来取代金融体制改革的倾向;我们也正在观察到试图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的赛先生优先策略,来掩盖德先生的相对滞后和黯淡。不能直面这些,银行高利润命题将始终无解,银行从业人员既无法对盈利居功,也无力对亏损承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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