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身份变为枷锁

　　刘晓忠

　　 近日，胡润研究院与兴业银行发布的《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显示，中国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平均年龄39岁，有85%计划送孩子出国留学；亿元以上高净值人群约6.35万人，平均年龄41岁，计划送孩子出国留学的高达90%。

　　 坦率而言，人流和资金流的跨境流动，是个正常的经济社会现象，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借助国际贸易和FDI等的资本流入，开创了中国经济30余年的高增长盛宴。然而，这对严格资本项管制，且投资边际收益率高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无疑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冰冷”现象，因为国内富人移民现象背后，透射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下的失序之痛。

　　 而经济社会的转型失序，首先反映过度倚重粗放式规模投入的中国，正面临着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之惑，使私人资本遭遇进退维谷的多重困惑。其一，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企，工资和要素资源价格的重新定价正持续抬高私人部门运营成本，并极大地挤压私人部门的投资边际收益率，而随着国内投资边际收益率越发接近国际均值，将使国内富人重新调整自身财富的投资布局，进而导致大量私人部门加速海外投资布局，甚至海外移民。

　　 莫让身份变为枷锁

　　 其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虽迅速扭转了经济下行之势，但却难以避免地带来了国进民退、高通胀等负外部性，并进一步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压效应。具体而言，巨额经济刺激计划本质上是各级政府和国企投资的外延式扩展，这在人口老龄化致使中国整体真实储蓄率回落下，一方面抬高私人部门融资成本，甚至阻塞其融资渠道，使私人部门难以在竞争性领域同裹夹正规银行支持的国企竞争，另一方面过高的要素对外依存度和国企垄断低效，致使垄断国企倚重于抬高要素价格，获取垄断租值，这无疑加剧私人部门生存境况，致使越来越多国内富人因投融资渠道逼仄而倾向于投资移民。

　　 与此同时，随着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尤其是粗放式规模投入难以为继，依据经济增量缓解经济社会矛盾的盛宴结束，舒缓日益突出的经济社会矛盾，越发趋向于对存量财富的收入再分配，对富人原罪的历史追问无疑迎合了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诉求。而伴随着诸如太子奶事件等的扩散，最终触痛了国内富人对其财富安全性的忧虑。

　　 诸多迹象显示，目前社会财富再分配已在不同领域展开：首先是发改委、财政部等主导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等；其次是要素资源价格改革，凸显而出的新增通胀压力，即资源租金本质上是对存量财富的抽租；再次是对部分涉嫌违规违法甚至涉黑企业的清理整顿等。这种带有拨乱反正式社会公平正义运动，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下，使“仇富”甚至民粹等社会氛围日浓。由于当前国内富人多发家于制度不完善的改革开放期间，其财富发迹过程在当时都或隐或显地存在不规范交易行为，加之近年来部分富二代的不合理“炫富”行为，更使富人面临突出的信任危机，以及人们对富人“为富不仁”的身份猜忌。

　　 然而，这种不断发酵的仇富氛围，加速国内富人进行海外移民和投资。而国内富人的海外移民和投资，正使国内面临储蓄外流和有效资本不足等风险，并致使中国经济面临深陷滞胀泥潭之虞。殊不知，当前富人原罪是一个相当模糊的不确定性概念，其滋生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度转型和市场秩序失范时期，即当时的制度和市场秩序失范，导致交易价格和交易行为难以遵循程序正义；同时富人的财富积累也无法掩盖其企业家精神，如私人部门的运作相对国企的高效和激励相容性，而诸如国有资产出售转让是否导致贱卖则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概念，因为同一资产之于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偏好，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公允的历史追溯价格。

　　 不仅如此，较真于存量财富再分配式的富人原罪，将错失新的历史发展机遇。目前的市场机遇趋向于交易性主导的服务经济领域。这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技术革命对交易服务领域的革命性改造，无疑给各阶层带来了新投资创业机会，并使智本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高于单纯的资本，即智本支配资本，如不断涌现的PE和VC等。部分富二代热衷于在所谓的“虚拟经济”击浪，恰与其父辈在制造经济中发掘市场机会一样，是一种企业家精神的无形外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由此可见，若目前国内富人在财富积累过程中，普遍存在各种灰色性质的潜规则，渲染富人原罪揭示的本质恰是制度和市场失范之原罪。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各种灰色和潜规则的制度性套利空间，匡扶程序正义和市场交易秩序的规范治理。否则，对富人原罪的猜忌一旦失控，将如同牵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枷锁，浪费不断聚敛而起的改革动力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