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森：金融危机根源总和政府政策有缺陷有关

　　新浪财经讯 4月2日上午消息，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上表示，每场金融危机的根源，总是和政府政策有缺陷有关。如果大家简单地说由于银行犯错误，银行是金融危机的根源，这是一个推卸责任的说法。

　　鲍尔森认为，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需要，需要更好更多的监管规则；美国的影子银行市场比方说衍生品、证券化、回购这些市场缺乏监管、缺乏透明度；第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足，流动性的状况不良，银行的承贷手续、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

　　以下为文字实录：

　　周文重：各位早上好，鲍尔森早上好！感谢参加今天的对话。亨利鲍尔森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也不需要专门介绍。但是在我们对话会之前，我要作几点介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鲍尔森先生对美中关系发展是多么的贴近。周永康先生访美的时候，当时鲍尔森财长要见他，我们都很奇怪。因为鲍尔森要传递一个信息，中国代表团说委任他出任特别代表，也就是说他负责与中国的战略经济对话。后来中国接受了开展中美经济对话的倡议。胡锦涛主席委任当时的吴仪副总理。这就是中美经济对话的开端。我还要介绍另外一点，多年来中国的银行，比如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多年来一直得不到在纽约设立分行的批准，通过战略经济对话以及鲍尔森财长亲自介入，使得招行、工行得以在纽约设立分行，这是一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具体成果之一。

　　周文重：下面我们开始与鲍尔森先生的对话。大家知道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在变革之中的世界经济，亚洲努力实现可持续增长。我们看到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最大变化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吗？如果不可避免，我们回顾这场金融危机的话，中美两国监管机构应该做些什么工作

　　鲍尔森：首先感谢周大使的介绍，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对于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的处置以及从历届金融危机考察来看，只要有市场，就有危机，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有一系列工具、政策把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小化，当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到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处理好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想谈到的一点显而易见的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引入更多的竞争，让资本市场更加高效、并且快速推进改革，所以我们不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因为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中国的金融改革步伐应该放慢，不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当然应该吸取美国的错误和教训，首先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需要，美国需要更好的以及更多的监管规则。第二，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影子银行市场比方说衍生品、证券化、回购这些市场缺乏监管、缺乏透明度。也就是说所有这些金融产品都是很好的想法，但是这些产品的扩张太快，缺乏透明度。第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足，流动性的状况不良，除此之外，银行的承贷手续、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对于我来说，还有两个问题没有得到人们充分关注。第一个，我认为每场金融危机的根源，总是和政府政策有缺陷有关。如果大家简单地说由于银行犯错误，银行是金融危机的根源，这是一个推卸责任的说法。

　　鲍尔森：当然了，我们要求推动银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和整改，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要思考这些根本层次的政策，正是由于政策的欠缺，使得我们国家以及我们的公民借贷太多，储蓄太少，并且造成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在房地产市场投机过多，这才是根源。

　　鲍尔森：我要讲的第二点，市场的纪律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当中。光靠监管的规则永远不可避免所有问题，我们很难想象假如不是银行故意要自我爆炸的话，我们应该能够推断银行不可能意识到所有的问题的存在，监管机构也不可能意识到所有问题的存在，我认为美联储也是最优秀的监管机构，但是美联储也不能看到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需要市场上的纪律，我们需要每一个债权人、每一个借贷人、每一个金融市场参与者都要保持小心警惕。市场纪律非常重要。

　　鲍尔森：接下来讲一下中国的情况，讲两点。首先在中国我们要认识到透明度和监管的极度重要性，对于我们碰到的任何问题，如果当时有更多透明度的话，泡沫就不会做到后来那么大。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中国的市场当中也需要更多的透明度。我想举的例子就是非银行贷款，因为这样的贷款主要是借给了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从国有银行融资有困难，但是我们一旦看到有这样不透明的非银行市场，风险就会不断积累，并且给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相应的调整。第二点，市场纪律。我们看到了很多说法，就是2009年在银行借贷方面有一个很大的放松，作为一个刺激措施。过去中国的银行业就通过借贷支撑了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银行体系还需要做一些的工作，使得他们完全在商业规则上进行运行。现在还没有完全在商业规则上运行，就是因为市场纪律的问题。

　　周文重：您觉得美国的监管机构是不是吸取了教训？我们是不是看到现在事情在向另外一个极端发展？现在已经进行了两轮量宽了，对于美国这个经济体还碰到什么挑战？

　　鲍尔森：这个钟摆总是摆来摆去的，有可能矫枉过正，让这个钟摆的太远了。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稳定下来了，美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不错，现在问题是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美国经济的竞争力，现在美国经济的复苏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但是在我看来美国能够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降下来还需要下一定功夫。美国基本面的问题，首先美国的结构性财政赤字严重、数额巨大。美国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结构性财政赤字的话，市场会强迫我们来解决。这是坏的一年。当然也有好的一年，美国财政赤字进行了两党之间很多讨论，在我职业生涯我听过一些最精彩的讨论，就是两党共同成立的委员会作了一项调查，结论指出美国是一个规模巨大以及富裕的经济体，如果美国现在就来着手解决问题的话，就使得美国的社会每一个部门都不需要做太多牺牲就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就必须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不断谈中国的改革，美国也必须推进改革，美国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税收体系。美国的需要更多财税收入，问题是如何创造这些财税收入的同时还要保持竞争力，要增加就业，要对社保、医疗、移民政策这些方面都要进行改革，我们要想实现所有这些改革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共识，携手努力。

　　鲍尔森：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当然我对美国的政治体系是有信心的，经过一段时间，所有问题都会化解，虽然解决过程比较长，并且比较混乱，但是相信仍然可以解决。

　　周文重：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元仍然是储备货币。我也希望美国监管机构更有责任感，在美国有一些人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前景感到担忧，当习近平副主席今年访美的时候，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太平洋是足够广阔，让中国和美国共同增长。今年也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从这个角度来说，您觉得中国应该开展什么工作呢？

　　保尔森：美国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必须由自己来解决。当然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对美国解决问题非常有帮助。如果经济发展减速，使得美国解决问题的努力也变得更加困难。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之行非常成功，而且也在美国大选之前这个时机，效果非常好。体现了中美关系在正确道路上发展。谈到中国面临的问题，还是谈到我的观点。从基本层面来讲，为了满足现在不断增长的中国人民的需求，对于人们整个的收入的增加，包括在全国范围内收入增加，满足人民需求的话，我们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重新来平衡，更多来关注一下消费，更少的关注出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是首先要做的事情。第二点，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说这一点，就是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也会使得经济体得到平衡，还有经济持续发展。中国这个国家更多的是一个储蓄的国家，而不是投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更好的平衡，也需要有资本市场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是一个国际级的资本市场，而且更加开放的一个竞争性的资本市场有可能使人民币变成一个更加由市场决定的货币。第三点，我们一直都在讲，而且也在五年计划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可持续发展。从一个角度来讲，比如说处理水污染、环境恶化等等。从另一个角度讲，我非常关注的一部分就是从政策上确保可持续发展，还包括城镇化的部分。

　　保尔森：包括能效、包括新的技术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下面一个部分我认为，世界银行也发布了相应报告，我也非常同意他们的报告，而且我也是非常同意很多他们的观点。但是我想说的下一点，就是减少国企部门现在的状况，更多的给一些私营部门的一些空间。而且减少国家这种类型的垄断，能够有更多竞争性。我知道中国经济体非常大、非常复杂，我觉得应该加快这种改革，这会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国家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应该越来越小。在过去几年中，国家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大，创新、竞争、中小企业、私营部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中国也是非常关心创新的，还有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中国是一个生产国的时候，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是不断增加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更好的保护的话，中国也会有更好的既得利益。另外一点，金融方面需要更多的问责制、更多的透明化，还有收入、融资等方面有更好的平衡，所以需要更好的透明度、问责制，就是政府级的花费、收入。另外一点，中国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领导人非常了解这些问题。十二五计划包含了很多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这对任何国家都不容易，但是我这方面还是很有信心，就是我们这两个国家肯定会持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