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围墙”

　　黄锴

　　　

　　 作为国内历史悠久的商学院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下称：安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3年盛宣怀向清政府奏请开办的“南洋公学高等商务学堂”。而在近20年，安泰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从课程设计、教学理念到人才培养，再到与国际一流商学院的竞争合作，安泰正试图摸索出创新的“本土模式”。

　　 “交大的传统优势学科是工科，安泰能很好地运用交大的优势学科，这是我们区别于其它独立商学院MBA项目的地方。”院长周林说道，“换言之，我们不仅教授一般的管理知识，还能将综合性大学跨学科的优势体现出来。”

　　 在周林看来，要与全球一流的商学院并驾齐驱，本土商学院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相信到2020年，国内已有商学院可以与全球排名前50的商学院在某几项指标上一较高下。那么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的商学院究竟该如何发展？本土商学院如何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找到差异化的定位？

　　 《21世纪》：您认为，国内的商学院和国际一流商学院相比，有哪些差异？

　　 周林：中国的MBA和EMBA教育起步还是比较晚的，和国际一流商学院相比无疑是有差距的，但我们也有自身的优势。中国的商学院和国际上的商学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国际上的MBA项目大多都是全日制的，学生需要放弃他原有的职业进行一到两年的学习；而中国大部分的MBA项目都是业余制的，主要原因还是许多中国学生在职业上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在企业内也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你再让他完全放弃工作加入到全日制项目中就特别困难。即便中国学生有机会去国际一流的商学院念MBA，他也不一定会选择去，而是会转而读国内业余制的项目。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商学院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还是非常优秀的。很难说我们的学生不如国际一流商学院的优秀。

　　 《21世纪》：提供这种业余制的教育，是否也对国内商学院本身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呢？

　　 周林：这是肯定的。一方面是如何合理地安排课程，虽然是业余制的学生，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安排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另一个挑战是，业余制的学生依旧在工作岗位上，他们需要学到更多和实际工作相关的知识，这就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教授教的内容和实践脱节较远，也会经常受到学生的质疑。一些在工作岗位上较有经验的学生也会将实际碰到的问题拿到课堂上与老师分享，我们的教师必须能对这样的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

　　 《21世纪》：对于中国本土的商学院来说，我们应该更强调向国外优秀的同行学习，还是更强调本土的实践？

　　 周林：在商学院内部，我们不会对教师的风格进行一刀切，同样，对国内商学院的办学模式也不应该一刀切。美国的商学院有它的办学模式，即注重学术；欧洲商学院也有其办学模式，即注重实践。不同的模式决定了每一个商学院的定位。如果你把所在的商学院定位于一个商业知识的创造者，那么你可能对学术方面的要求就更高；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把商学院定位成帮助企业发展的知识的传播者，那么对它的实际要求就会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的商学院不要办成千篇一律的，所有商学院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一些有基础的研究性大学可以做学术型的商学院，而其他商学院可以着力为商界培养人才。当然，一个雄心勃勃的商学院可能两方面都要涉及。我觉得在中国，这两类商学院都有存在的必要。

　　 《21世纪》：您觉得，中国的商学院如果要达到目前国际一流水平，大约还需要多长的周期？

　　 周林：这要看你如何定义一流的标准。如果一流意味着与哈佛或沃顿商学院并驾齐驱，那很难说哪一天可以达到。如果一流指的是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或学院及教授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这应该是较快可以达成的目标。安泰现在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大约到2020年，我们至少可以与国际排名前50的商学院在某几项指标上不相上下。比如，我们可以在人才培养方面达到国际前50名院校的标准；在某一些研究领域的国际排名上比较靠前。不仅是安泰，国内其他的一些商学院都有这样的条件和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某些领域的论文发表上达到全球前十名之内，就能代表研究水平达到全球前十吗？这也未必。发表论文的多少，和能否真正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还不是一回事。你可以在别人设定的研究方向和框架内做很多的文章，但也是跟着别人做，真正一流的商学院不仅能够跟随前沿的研究，而且还要能够引领学术的方向。在这方面，国内商学院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