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祖 超越功利

　　徐佳

　　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在清明节举行，此前一日举行的文化论坛亦研讨了祭祖的当代意义。与会学者彭林认为，通过祭祀历代先祖，人们得以了解家族的发展历史，进而明白自己对于家族、民族的责任，积极意义不可小觑

　　[ 彭林认为，现在清明扫墓之风依然盛行，但普遍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缺乏真正的恭敬心，更缺乏对先祖功德的纪念与传颂，仅仅保留了形式 ]

　　4月4日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来自两岸四地的一万两千多名华人聚首香江，参加“清明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祭祀大典”。这是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祭祀祖先的活动。祭祖活动主旨是“全球华人、万姓同源、祭祀先祖、共创和谐”，大典由台湾桃园孔庙的祭祖团体负责祭祀典礼。典礼依次按鸣炮、奏乐、击鼓、祭酒等程序进行，无一不是严格按照儒家古礼进行。

　　此前一日，“祭祖对和谐社会的意义”文化高峰论坛在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多位中华儒释道文化代表聚会一堂，深度研讨了祭祖的当代意义。

　　与会者之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自近代以来，人们把祭祀等同于巫术、迷信，弃之如敝屣，对中华文化的评价由此深受影响。即使现在清明扫墓之风依然盛行，但普遍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缺乏真正的恭敬心，更缺乏对先祖功德的纪念与传颂，仅仅保留了形式，无法真正传承发扬中华传统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内涵。

　　家族与责任

　　第一财经日报：大部分中国人仍然延续了扫墓等传统，那么重新弘扬万姓祭祖的仪式，其现实意义是什么？

　　彭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虽然社会被划分成许多行政区域，但人总是在血缘关系的背景下生活。中国历史悠久，族群迁徙频繁，“本支百世”，人都希望了解自己家族的渊源。家庙与宗族，既是姓氏存在的物质形态，也是家族血脉流变的载体，通过祭祀历代先祖，人们得以了解家族的发展历史，进而明白自己对于家族、民族的责任，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

　　香港有一个一品官祠堂，始于南宋，一直保存到今天，后人因而能通过祭祖了解自己家族的奋斗历史，而它的历史将会激励每一个人为家族创造新的荣誉。去年钱伟长去世，很多人发现这个家族出了很多名人，为什么呢？因为它长期以来形成了非常好的家风、门风，使得人人都来爱惜它。事实上，百家姓中每一姓都出了很有名的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珍爱各自家族好的传统，自然是一件好事。

　　因此，在儒家看来，祭祖的核心是教育，它教导后人不要做有辱先祖的事情。《礼记》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祭祖蕴含的孝道，不管对于社会和谐，还是个人发展，都是意义重大的。

　　日报：祭祖的核心是孝道。百善孝为先，是中国人挂在嘴边的名言。你认为如今的中国应当如何践行孝之道？

　　彭林：孝道有最低标准和最高标准，最低标准就是奉养。中国社会正在步入老龄化，老年人的赡养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来解决，最不坏的办法就是，谁家的父母谁管起来。子女不仅要管，而且必须怀着尊敬、回报的心情去奉养父母，这样社会就会少很多问题。

　　也有人提议，应当学西方，建立养老院体系。事实上，中国和西方关于家庭的文化根基相去甚远。在西方宗教文化看来，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没有叔叔、伯伯的概念，没有辈分。西方人成熟的表现是脱离家庭。

　　我认为比较好的践行孝道的范式是新加坡创立的。新加坡提倡三代同堂，不大提倡二人世界。比如，如果三代一起居住，购房就会便宜。反观我们，现在的舆论导向则是二人世界。有一句成语叫做含饴弄孙，中国的老人不仅仅希望金钱上的奉养，他们更希望得到来自家庭的精神慰藉。

　　复兴孝道

　　日报：我们提议复兴孝道，那么复兴的背后是不是意味着礼崩乐坏的现实？如果是，孝道的断裂之处在哪里？

　　彭林：五四以来，我们的思想界出现偏差，主张全盘西化，鼓励个人独立，家庭反叛。而背叛家庭的例子被社会放大，好像每一个家庭都是不幸的。大家对于家庭和个人生命的意义都被误导了。实际上，需要背叛的家庭和父母，即使有，也是极少数。东西文化是不同的文化，非要把它搅成同一个东西，那是因为我们对本位文化不敢、不想坚持。

　　日报：孝道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把它作为政治资源的伦理体系已经瓦解。在当下的语境中，回归祭祖是不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彭林：中国文化，因为不是宗教文化，讲求最起码的自然亲情。人要懂得尊重，懂得报恩，如果不从父母开始，怎么培养爱呢？孔子说要天下大同，人必须要有爱心，从爱父母来培养，则是最容易的。推己及人，这不就是博爱吗？所以，全世界讲爱的书，没有一部讲得过《孝经》。

　　文革的时候，“地主家的孝子先生”是一条罪名。因此，那时候，大家不敢讲孝，但现在，人们恢复到本性和善端，有利于把自己培养成有爱心的人。如果人人这么做，那么有爱心的社会即将建成。如果人人都不爱父母，又怎么爱天下人呢？孔子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不仅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目标，还提出了解决的途径。因此，汉代举孝廉、传统社会的政府都要嘉奖五世同堂、四世同堂为表率者。

　　古代的移风易俗都有一整套规范。推孝道从天子到庶民。汉朝的皇帝，庙号都加孝，司马光、范仲淹都是孝道的身体力行者。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现在，我们对道德建设没有规划和部署，大多数人也没有祭祖文化的体验和认知，这都需要有人带头表率的。

　　日报：提倡孝道，是否可以看做回应西方价值观的一种途径？它是否具有普世性？

　　彭林：这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早认识到世界文化是一元的，只有一个坐标，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我们要不断学习他们。梁启超最开始提倡君主立宪，变法失败后跑到欧洲考察，适逢一战，才发现帝国主义乱七八糟，而我们居然把它作为楷模。他觉得中国不能变成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又开始鼓吹本位文化。

　　东西方文化是两个并行不悖的体系，各有优长。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将西方作为镜子，越接近西方越好，实际上则是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钱穆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很早看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他提出守先待后，要把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保存起来，待到国家强大后再慢慢找回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

　　西方没有孝的概念，因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这是非常好的价值观，不需要跟西方价值兼容。它教导人们推己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都是最美好的普世价值。

　　日报：推行孝道需要类似祭祖等仪式来强化其精神内核。但传统仪式的程序太过繁琐，在现代如此高效率、快节奏的社会，是否有简化的必要性？

　　彭林：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也就是说，祭祖的时候，要真的犹如父母亲人在旁。饭祭的时候，不能一分钟草草了事，至少20分钟恭恭敬敬侍奉他们吃饭，就像他们真的在吃这顿饭一样。祭祀，贵乎心。觉得是负担，干脆就别做了。你觉得一年到头，祭日和清明都挤不出时间吗？摸摸良心，真忙到这种程度吗？

　　伦理重建

　　日报：在我们的教育中，祭祀似乎和鬼神说联系在一起，不为现代文明所容？

　　彭林：近代以来，人们将祭祀等同于巫术、迷信或其流亚，弃之如敝屣。祭祀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重要体现，其人文内涵极为丰富，需要深入了解。祭祖的前提是灵魂的存在。儒家认为，生命由魄与魂两者构成，魄是肉体，是生命的物质存在与灵魂的寄寓之所；魂是人的精神意识，是生命的无形部分。魂与魄结为一体，则生命鲜活；两者分离，则生命死亡。

　　儒家学说没有彼岸世界与轮回之说，不是宗教。“儒教”一词，乃是以儒为教。儒家学说中的灵魂不入天堂、不下地狱，而是回到家中，继续与子女在一起，依然关注着家庭的幸福，只是身体不再可触及。武王克商之后，民本主义思潮兴起，国家之存亡，个人之祸福，取决于为政之道的正确与否、修身进德的成果如何，祸福由己，非由鬼神，已成为知识精英的主流意识。“自求多福”，乃是周人文化自觉意识的最佳表述。所以，祭祖重在教育，教人反省向善，并非讲求功利的鬼神之说。

　　日报：回归祭祖，提倡孝道是否可以看做重建社会伦理的一个必经之路？

　　彭林：伦理有五伦，引申开来，即先有夫妇之道，再有父子之道、君臣之道、兄弟之道、朋友之道。重建伦理即重建关于家庭的理念。中国的家庭观被西方冲击得名存实亡，非中国传统之家庭。现在闪婚，离婚率居高不下，居然被认作改革新气象，这是奇怪的逻辑，好像五四之前，婚姻都是父母以各种目的包办而成，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幸福的。现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什么很多人还离婚呢？

　　重建伦理是个系统工程，不应该条条框框地切割开来。国家想要长治久安，必须从家庭做起。个人回归善良的本性；而政府层面则要加以引导，比如给予丧礼假，让人们天经地义地处理感情上的痛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