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民工子弟在高考制度上再处弱势

　　定军 黄赟

　　 近日，有关北大、清华等名校学生出身问题讨论甚嚣尘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重点大学的确有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问题。

　　 李强认为，解决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机会公平的竞争机制。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承认了社会地位的差异，如果差异能够激发社会活力，那就是好的事情，问题是造成差异的机制应该是公正的机制。”李强如是说。

　　 建立机会公平的竞争机制

　　 《21世纪》：日前有报道指出，在清华、北大等国内重点大学里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在下降，说明了什么问题？

　　 李强：我们的调查证明，全国大学生来自农村的占52.82%，大于城市的比例47.18%，但在重点大学则是农村学生比例要略低。我认为我们的竞争机制是存在问题的，应该建设对每一个人来说是机会公平的竞争机制。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承认了社会地位的差异，如果差异能够激发社会活力，那就是好的事情。问题是造成差异的机制应该是公正的机制。

　　 《21世纪》：但是，很多农民工子女面临异地高考的问题，同时在城市也有很多企业有编内、外人员，这会对人才培养带来什么影响？

　　 李强：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地位差异，即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形成的地位差异（自获地位），是可以接受的。反过来，如果是先天就形成的地位差异（先赋地位）就难以接受。比如目前人们批评有些官二代、富二代，就是指他们并不是凭借自身的本事，什么贡献都没有就获得了资源。

　　 很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小孩在城市上学，但是却得回户籍地高考。农民工在经济上已经是弱势，怎么还能让他们在考试制度上再处弱势呢？而且各地考卷还不同，这也说明：如果我们的高考真正公正的话，就应该大家考一张卷子，用同样的标准。

　　 农民工子女比例统计有技术问题

　　 《21世纪》：农民工后代是教育机会均等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农民工收入增速超过了城市居民，这是不是农民地位提升的标志吗？

　　 李强：这两年农村环境有很大改善，农民工的收入最近增速较大。但农民工作为阶层的地位要提升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农民工到城市里打工，不仅整体工资水平低于当地市民，生活条件等和市民的待遇差距也还很大。国家提出要改善农民工的待遇，但这件事情有不少制度障碍和长期历史积蓄的影响，比如城乡分野的户籍制度。到现在为止，尽管一直在提“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但中国还是城乡二元结构。

　　 从前城市里一些体力型的劳动也由市民来做，但最近基本都被农民工取代了。比如北京的出租，最近逐渐被密云、平谷等周边地区的农民所取代。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在八十、九十年代都属于很高的，现在市民不做原因是收入下降。

　　 《21世纪》：名校当中农民工子女很少，是不是也跟农民工地位、收入提高等因素有关？

　　 李强：任何一个有相当专业技术水平的农民工，都应该被称为技术工人或高级技术工人，而不是农民工。但是中国的技术等级评定存在制度缺陷，大多数的一线劳动者没有专业技术职称。

　　 世界各国，例如韩、日、澳等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全部就业者中比例都比较高，至少20%、30%，高的如瑞典是40%，中国的专业人员加上技术人员仅占5.7%。这肯定漏掉了很大一部分有技术甚至高技术的劳动者，这也是为什么农民工的地位上升不了的一个重大制度障碍。

　　 中国社会并不是中等层越来越小，而是本来就存在中间阶层太欠缺的社会现象。一个不好的社会结构叫金字塔结构，中国连金字塔都不是，我曾经用数据证明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