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力的释放需倚重合规监管和秩序重构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通胀再拾升势，CPI同比上涨3.6%，环比上涨0.2%，其中食品类和非食品类CPI同环比都再度拾级而上。同时3月PPI则延续疲弱走势，出现同比下降0.3%，为28个月以来首次负增长。

　　 最近数月来，CPI与PPI在统计意义上日益凸显的“背离”，既发人深思又容易引发分歧。如部分人士把CPI与PPI的“背离”，诠释为通胀已是强弩之末，甚至认为流通环节的涨价是当前通胀回升的主因。不过，当前物价变动趋势显示，这些判断并不太符合现实。

　　 坦率地说，如果说CPI与PPI的持续“背离”成立，那么这恰说明经济滞胀风险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当前CPI商品篮子，不论是食品类与非食品类，还是同比与环比，都出现了明显的普涨特征，价格同环比下降的零星商品，要么是前期涨幅过高下的稍息，如鲜果和鸡蛋等，要么是受制价格管制，监管者为控制通胀而暂时遏制其价格的上涨动能，如西药和文教类等。而衣着类等商品都呈现出同环比上涨态势，恰反映目前通胀存在加速之势。事实上，当前通胀是近年来过度宽松货币政策与经济减速等的集中反映。即依据巴萨效应，随着贫富差距加大，国内主要购买力相对较为集中，而关键领域的垄断和管制令私人部门投融资渠道逼仄，从而致使房市成了吸附过剩流动性的主要领域，然而当前房价泡沫使楼市进入低潮，无法继续吸收过剩货币流动性，近年来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从而使过剩流动性趋向渗入CPI商品篮子，持续推高CPI。

　　 当前PPI商品篮子价格变动情况则预示了比较突出的滞胀风险。一方面，PPI的同比下降反映经济增速呈持续回落态势；毕竟，PPI的价格走势反映主导国内经济增长的投资和出口出现萎靡。另一方面，PPI商品篮子存在明显结构性风险。即上游要素资源价格上涨，如能源等价格上涨；而产成品或半成品价格走弱，如耐用消费品批零价格下降等。这意味着国内竞争性领域面临资源垄断租金与产能过剩的双重风险，这将导致国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趋降，而国内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佐证了内外资外流风险，如国内私人资本外流和欧美制造业回流等。

　　 与此同时，当前在要素资源价格上涨下， PPI商品篮子之所以出现生活资源价格上涨而生产资料价格下降，根源就在于目前生活资料的价格信号传导相对畅通，而生产资料的价格信号传导不畅。鉴于此，目前并不存在CPI与PPI背离问题，而把CPI与PPI的背离归责于流通环节的助涨，更是不合理。当然，中国能源等对外依存度高企，要素资源领域的国企寡头垄断，以及国企内部治理难以遮蔽的激励不相容，这些意味着今后要素资源价格或将长期高于国际均衡水平，而在生产资料领域产能过剩未有效改观下，未来更多的压力将集中在CPI商品篮子，从而导致通胀常态化。

　　 由此可见，CPI与PPI的持续“背离”透射出的是经济滞胀化。这将突出地反映为上游要素资源价格上涨与产能过剩，既会加剧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又将致使更多资产不良化，从而增加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为有效降低资产不良化率，提高部分基础设施的运营能力，要素资源将面临垄断高价长期化格局，从而对CPI商品篮子产生持续的价格上行压力。毕竟，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倚重投资与出口，如高铁、高速公路等基建，而这些基础设施要还本付息需要提高交运和公共服务费用，从而反过来推高CPI，如当前能源等价格的上涨。

　　 因此，当前要想有效缓解可能存在的经济滞胀压力，亟须的是以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内生性能动力，以合规监管和市场秩序重构作为政府治理经济的行权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