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钱景：中国制造的环保机遇

　　策划、文/本刊记者 李 靖 邓勇兵

　　“环保”这个词，虽然常常和公益划上等号，但事实上，环保经 济要远比环保公益更有前景。顺应绿色趋势而为，绿色环保的重压就不是一片阴影，而是预示着一个“钱景”光明的未来。

　　正值四月闹春、大地返绿之际，不仅大自然的风光正好，绿色经济的“春时”也焕发着勃勃生机而来。顺应这种力量，经营的“绿”，就很可能预示着明天业绩的“红”和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绿色转型

　　阵痛中诞生巨大商机

　　文/本刊记者 李 靖

　　时下，欧盟的航空碳税成了许多国家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了摆脱这个阴影，先有32个国家代表气势汹汹齐聚莫斯科召开特别会议，后有我国航空公司大手笔“暂缓”空客订单。一时间，欧盟受到莫大的压力。

　　但是，如果冷静下来认真反思，会发现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这片阴影并不会因人们“理直气壮”的批判而消散，反而会成为中国制造已经而且将长期面对的挑战。

　　因为对绿色环保越来越高的要求，不仅是欧盟，即使《莫斯科会议宣言》的签约国：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俄罗斯，也在逐年对各类产品的环保标准加码，只是欧盟的强硬让各国无法接受罢了。

　　可以说，在中国制造的各个主要市场，情形都类似。即便在中国大陆，对环保的要求，以及各类产品的环保标准不也在稳步提高吗？

　　——大可不必“气势汹汹”。正相反，对于目前压力巨大的中国制造业来说，环保标准的提高，或许更多意味着商机和出路，甚至是一股新的动力。“环保”这个词，虽然常常和公益划上等号，但事实上，环保经济要远比环保公益更有前景。顺应绿色趋势而为，绿色环保的重压就不是一片阴影，而预示着一个“钱景”光明的未来。

　　因为，一个越绿越赚钱，而逆势者出局的大趋势已然形成了。

　　绿色门槛越来越高的世界

　　值得关注的是，正当美国政府与欧盟对峙的时候，包括5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26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奥巴马，敦促他反转美国政策，支持欧盟征收航空碳税。他们的理由是：“虽然我们也深知，在所有碳排放量上设置统一的全球性价格，其前景仍存在诸多障碍，但如果从航空业着手，将是良好开端。”

　　由此可见，即使欧盟航空碳税成不了全球性碳排放价格机制形成的突破口，整个世界经济也无非是开始寻找另一个“开端”而已。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绿色门槛越来越高的世界：

　　以半年来逐步为人们所熟知的PM2.5监测为例，相关的排放门槛已经是不少发达经济体重点关照的对象。

　　比如日本，2003年，东京推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针对空气悬浮颗粒的立法。新法实施的第一天，在所有进入东京的主要道路入口，交警让汽车发动引擎，然后用白毛巾堵在尾气排放口进行检查。如果白毛巾变黑，则说明该车辆没有按规定安装过滤器，会被禁止进入东京。

　　随后，深受震动的日本汽车厂商，在新车出厂时都开始安装过滤器，排放标准要达到欧洲三级标准才敢入市……同样道理，其它国家的汽车如果想进入日本市场，也至少要达到同级排放标准。

　　类似的绿色门槛在很多国家都有。在美国，PM2.5是每日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每小时更新一次。一旦PM2.5值升高，相应区域的工业产品制造商就要捏一把汗，希望这个责任不要算到自己头上来。

　　而在欧盟，已经为PM2.5的降低设定时间表：欧盟《环境空气质量指令》更是给出了可量化的要求。例如：各成员国可吸入颗粒物含量须控制在年平均浓度25微克/立方米的水平，这个目标最迟须在2015年达到！

　　可见，为什么欧盟征收碳税的力度那么大而且急切。这背后不仅有欧盟成员国低碳技术全球输出的产业机会，更是一个欧盟内部的强制性要求。

　　正在激烈交火的欧盟航空碳税大战告诉人们的是：“绿色壁垒”并不全是恶意的，也是一个全球性趋势。绿色经济，也不是一个可以躲避的话题，而是每一个中国企业都要认真面对、越来越高的市场门槛。

　　“碳负担”离国内企业渐行渐近

　　而这几年风声水起的碳交易市场，也并非只是公益活动、热心参与这么简单。其背后也有以各个国家为主导强制性交易的一面。强制碳交易影响范围之内，参与主体“必须”参加交易，而不只是出于“学雷锋”的目的参加交易。可以说，这种强制性，是碳交易市场能够真正形成的背后基础。只是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与欧盟“碳税之争”正酣之际，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七省市启动碳交易试点，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也在持续推进之中。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朱伟卿认为：“碳交易市场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市场，是基于需求的，而需求是来自政策的！我国目前还是非强制性减排国家，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碳交易很有可能加大企业负担。”

　　而在北京市环境交易所总裁助理毕建忠看来：试点是在为我国的碳交易全面铺开做准备，各地经过一两年的摸索，将总结出适合全国的统一模式。

　　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国内，碳交易作为一项经营上的压力，距离中国企业也不遥远了！

　　国内的“绿色门槛”和绿色机遇

　　而中国企业的绿色机遇，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策和行业标准的提升。

　　以3月份北京出台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为例，其中就明确了要逐步建立计量收费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这间接给包装过度的企业施加了压力。

　　而“两会”期间，有代表更是提出，板子应该更直接地打在企业身上：我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包装大国，每年固体垃圾约50%是废弃包装物。建议在制定包装标准的基础上，要加大对超标企业的惩罚力度。

　　政策以及行业标准的提高，本身构成“绿色门槛”，同时也催生出大量的绿色机遇。例如：“建筑墙体节能行业”的领跑企业思诺恩科技公司，就是靠不断提高行业标准，与其它同行拉开差距，并且通过标准的提高来影响建筑公司对建材的选择。

　　再生水技术的领跑企业碧水源公司也是标准提高的受益者。随着碧水源公司的技术在北京一些重大工程上应用，政府认可的水处理行业标准被提高上来。相应的，达不到处理标准的企业就迅速出局了。哪怕它前几年还在这个行业生存无忧，沾沾自喜。

　　而掌握废旧电路回收分解技术的万容科技公司，获得跨越式发展的时机，也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实施“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期间。

　　可见，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机遇往往伴随着公共管理政策而出。

　　无怪乎中国循环经济领域的元老王维平非常认真地对《中外管理》讲：很多循环经济企业都没有研究政策的习惯，而只有懂政策的企业才能在这行里成功淘金。

　　估计很多人还记得去年底国务院曾经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在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时，不得以拉闸限电简单应付！可见政策上给各地方的节能减排压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而这些压力传导到本地的工业企业身上，要求企业把节能减排做到位，其实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今年元旦，温家宝到长沙与企业家有一个座谈。其中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提到：目前客户的资金紧，建议国家对企业加大信贷支持。结果温家宝的回答是：目前人们对银根问题争论不休，有的企业说货币充裕，有的企业说资金紧张。实际上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中央确定的方针是：要压缩产能过剩的行业、压缩高污染、高耗能和重复建设的行业。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政策导向就是倾向于绿色经济，而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要卡住脖子。

　　可以说，“绿色门槛”不仅出现在国外经济体中，就是国内也正在形成之中。

　　越绿越赚钱

　　但是，就中国制造企业转型绿色经济而言，一方面是发展节能减排性的技术和产品，而另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那么中国企业的绿色机遇到底有多大空间呢？

　　王维平的回答最为典型：“中国的工农业生产、生活，每年都要产生数十亿吨废料！这么多废料都等着你去利用，能说没有广阔的市场吗？而且有这么多政策的支持，能说没有机遇吗？”

　　而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透露：我国除县城之外的668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的城市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

　　一方面是企业在饱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之苦，另一方面，却有这么多等待循环经济产业链来“再生”的巨大“矿藏”！而这还只是绿色机遇的一个方面。

　　在绿色机遇的另一方面——节能环保性产品里，成名已经十余年的远大空调应该算是一个古老的成功故事了：张跃兄弟多年前看到了燃气空调替代用电空调的大趋势，率先在国内做起了非电空调，并且宣称永远不做电空调！时至今日，尽管单价甚高但是节能环保的远大空调已经在40多个国家的市场站稳脚跟，在欧美许多国家市场占有率第一。

　　这就是中国制造绿色转型过程中面对的巨大机遇。

　　而王维平的一个说法则更有典型性：循环经济赔不了钱！国外股市是这样，一听这个上市公司是做循环经济的，投资公司会说：这股票保底，它赔不了。因为社会上不可能不产生垃圾，产生之后必须处理，不处理这些政府就得垮台，垃圾填埋场的罢工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罢工，即使在国外，这类企业也有政府兜着！

　　“就是在中国，生活垃圾、电子垃圾、工业垃圾、园林垃圾、医疗垃圾、建筑垃圾、放射垃圾，这些垃圾的再生处理，一般也都不赔钱。同样有政府兜着。比如：处理一吨医疗垃圾政府就给2000元，一般一天处理200吨，一年就是1.46亿元！你说他能赔钱吗？”管理

　　“十二五”规划纲要“绿色经济”解读

　　产业导向 节能环保业成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

　　政策“红利” 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

　　产业投资基金

　　扩大政府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规模，发挥多

　　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带动社会资金投

　　向处于创业早中期阶段的创新型企业

　　综合运用风险补偿等财政优惠政策，鼓励

　　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完善鼓励创

　　新、引导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支持政策

　　加快建立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行

　　业标准和重要产品技术标准体系

　　特色政策 开始关注“散户”：在重点工业领域之外，

　　“十二五”规划的注意力开始向宾馆、饭店、

　　写字楼、学校、医院、汽车转移

　　环保指标体系新增三项主要节能指标：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二氧化

　　碳排放强度和森林蓄积量。节能指标明确

　　分解到了各地区、各行业

　　绿色经济经典案例

　　Cook+Fox公司的绿色改造

　　企业家们逐渐发现：只需增加一点花费来创造环境友好型办公环境，就能带来长期的效益，这就是Cook+Fox公司所抓住的商机——在绿色改造中获利。

　　Cook+Fox是一家坐落在纽约的建筑公司，主要是在类似于美国绿色建筑网这样的信息源帮助下，找到各种环保材料的生产商和销售商。这让公司获得了在绿色改造中的核心能力。

　　随着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的最高标准出台，LEED(绿色建筑设计标准)成为行业标杆，这也为Cook+Fox公司提供了商机，绿色改造的市场变得更为广阔。例如：Cook+Fox为美国银行大楼提供了装修设计，这是美国第一栋符合LEED标准的高层建筑。正是这个项目，让Cook+Fox获得了全球性影响，绿色改造的概念和标准，也在更多的国家中得到认可，开启了一片影响深远的绿色市场。

　　PWP公司：掘金海浪资源

　　海浪，不仅是会夺去许多无辜生命的自然现象，也在被人们视为一个遍布全球的能源，并且随着相关设备的研发，而实现对海浪进行能源开发的梦想，更让人鼓舞的是，开发海浪资源的商业应用也已经实现。

　　PWP公司，原名Ocean Power Delivery(海洋动力传递公司)，1998年成立，公司总部位于英国爱丁堡，当时公司的目标就是研发海浪发电机。几年之后他们的“海浪能源系统”获得成功：利用仿生技术，每台发电机由4节直径为3.5米的圆柱形浮筒组成，每两个金属节段之间用铰链连接起来，总体看来，就像是一条大海蛇。——这就是“海蛇号”海浪发电机。

　　“海蛇”用锚在海底固定住，当海浪经过时，这些圆筒会像海蛇的身子一样随着波浪上下起伏，驱动发电机发电。电力随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到海岸。

　　在1000多个小时的测试运行中，“海蛇号”没有出现重大技术问题。这为它投入大规模商业应用奠定了基础。

　　PWP的商业模式，在研发投入上，与项目开发商、能源公司以及公共事业单位一起合作，进一步探索利润更高的海浪能源发电的方法。在承揽工程上，PWP依靠自主研发的设备，承担海浪发电站项目的建设工程，并且在日后提供操作和维护服务。此外，PWP也为项目开发商提供可行性研究，提供全球不同地理环境下的合适装备。

　　PWP在2004年完成了第一轮融资，总值达到1350万美元，到2008年时，已经获得7200万美元的投资，英国、挪威、瑞士等国都在对海浪发电产生浓厚兴趣。

　　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资源内循环

　　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是目前国际上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最为典型的代表。该园区以发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制板厂4个厂为核心，通过贸易的方式把其它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本企业的廉价生产原料，建立工业横生和代谢生态链关系，并最终实现园区的污染“零排放”。

　　其中，燃煤电厂位于这个工业生态系统的中心，对热能进行了多级使用，对副产品和废物进行了综合利用。电厂向炼油厂和制药厂供应发电过程中产生的蒸汽，使炼油厂和制药厂获得了生产所需的热能；通过地下管道向卡伦堡全镇居民供热，由此关闭了镇上3500座燃烧油渣的炉子，减少了大量的烟尘排放。同时，还将粉煤灰出售，供铺路和生产水泥之用……

　　卡伦堡生态工业园还进行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炼油厂的废水经过生物净化处理，通过管道向电厂输送，每年输送电厂70万立方米的冷却水。整个工业园区由于进行水的循环使用，每年减少25%的需水量。管理

　　怎样才能成为行业领跑者？思诺恩科技公司的选择是：

　　在循环经济产业里开辟出一条新的绿色跑道——建筑墙体节能系统，并且持续领跑。

　　思诺恩领跑绿色跑道

　　采访/本刊记者 李 靖 杨 光 文/本刊记者 李 靖

　　从2003年到2012年，从8个拓荒者到1000多名志同道合者，从在建材市场探索机会，到成为建筑墙体节能行业的领跑者……

　　抓住了中国市场的绿色机遇，让思诺恩科技公司走出了一条漂亮的上升曲线。那么，思诺恩的故事对其他创业者将有怎样的启示？

　　方向，在“无用之物”上

　　2001年，青年小伙儿杨景全来到北京。这位后来的思诺恩科技公司董事长，在当时对于绿色经济还很懵懂，“当时没考虑到那么多，那时哪知道低碳的概念？”11年后的今天，杨景全对《中外管理》坦白地回忆当时的状态。

　　是啊，那时的杨景全确实是个“全面手”——2003年3月8日，思诺恩科技公司成立时，做的产品有外墙保温、有涂料、有地热、有门窗、还有砖。

　　不过逐渐地，杨景全对整个行业状况和自己的发展规划已经有了眉目。“做产品的过程里，发现其它传统行业成本高，但是生产砌块砖，却属于废物利用的领域：用建筑垃圾、粉煤灰、炉渣作原料就可以。废物利用，既环保又利国利民，而且原材料成本还比较低，这事靠谱！”他说。

　　杨景全发现的这个市场空当，当时在原材料成本上的优势几乎大到令人难以想象。粉煤灰从电厂出来就放到山沟里，满山沟都是！炉渣、钢渣被风一吹，灰尘漫山遍野。当时的粉煤灰不仅不要钱，杨景全他们从电厂往外拉，还能拿到5元的补偿。后来拉多了，人家醒过味儿来，开始要价了，涨到10块钱1吨，再后来成了总包给别人再往外卖，1吨粉煤灰50～60元。但即便这样，也大有发展空间。

　　探索到这个份上，杨景全对公司的未来方向已经开始明了。

　　“最不看好”中有最大机遇

　　公司不能多元化，不能像小公司，这就是杨景全当时对思诺恩的定位，而机会就在“别人最不看好”的小行业里——因为之前参与的涂料、门窗都算是大行业，而生产砖谁都瞧不起，是最基础的行业。“我说那咱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做，就选择砌块砖！”杨景全拍板。

　　这并不是杨景全拍脑门想出来的定位，之前他曾带着一个业务员花了3个月时间考察北京周边的厂家，当时北京周边的四大砖厂都是他的重点考察对象。

　　这一考察，杨景全把整个市场的行情摸得更为清楚：“当时砌块砖不被市场认可，还是用传统红砖多，但毕竟取缔红砖是大趋势。”这样看来，砌块砖的未来市场是有的。

　　更利好的消息是，思诺恩打算做的新型砌块砖尽管价格高，但比起传统红砖、加气砖、普通砌块砖，却能给施工单位降低20%～30%的综合成本。因为普通红砖两面要各抹1公分的灰，外面还要有其它处理，而新型砌块砖两面都不用抹灰、加板，砌速还快，能大大缩短工期。从综合造价看，优势不言自明。更何况，当时外墙保温是思诺恩的独家特色。

　　市场摸到这种地步，属于思诺恩的商业机会确实已经凸显在面前。但是，杨景全的创业还有硬仗要在后面打。

　　用“标准”甩开对手

　　确立了方向，杨景全开始铺开摊子、广纳人才。但是做到了2004年，他却发现，思诺恩当时生产的、直接用来砌墙的承重砌块砖，没被北京市场认可，而且北京周边的四大主要厂家，也开始供应承重砌块砖，价格战由此开始。这下，杨景全头疼了。

　　2004年3月4日，他把华北地区建筑设计标准化办公室的重量级专家请到了公司“会诊”——这一天对于杨景全的意义重大，以至于至今他仍能清晰地记得具体日期。

　　“当时我还没有资格说话，在下面听着，反映市场情况：承重砌块砖市场不认，但轻量级砌块砖成本很高，怎么办？结果专家回答：那你赶紧提高标准吧，这样小设备就打不了！”

　　是呀，标准提高，生产强度更高的产品，能做的企业就很少了。但成本也上去了，建筑企业愿意采用吗？

　　早已熟悉了建筑行业的杨景全明白，在这个行业，越往下越强调成本，越往上越看重质量。尽管承包企业通常强调的是成本，但开发商其实都是要求质量的，而如果是类似于医院、学校这些国家投资项目，计较的更不是成本，而是质量。

　　杨景全由此想到了破解办法：自上而下调整标准，相应的各项目工程预算也会调整。

　　随后，思诺恩的工作人员找到设计院，告诉他们工程设计可以实现的更高标准是什么，得到他们的认可。然后随着工程预算的相应提高，思诺恩也开始做施工单位的工作：虽然工程造价提高了，但是思诺恩会尽量把他们的进价降低。这样，工程总包的积极性也有了。

　　行业标准拉锯战

　　只花了一年时间，到2005年，思诺恩基本颠覆了整个行业的标准，从强度标准到节能的设计标准都提高了，思诺恩还主动提出节能50%，把行业节能标准提高了3%～5%。

　　通过标准之战，思诺恩终于给自己化废为宝的环保产品杀开了一条血路。

　　但接下来的发展也让杨景全头大：思诺恩订了标准，推开市场，但只要市场需求一出现，其它厂家就跟上来，于是思诺恩还得提高标准。这让思诺恩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但这样几年的拉锯战下来，思诺恩的建筑节能标准已经从50%提高到了65%，比第一次建立标准时提高了15%。思诺恩也生生被竞争逼成了“建筑墙体节能行业的领跑者”。虽有这样的市场压力，谁能说不是一件好事呢？

　　几年时间，思诺恩从生产普通砌块砖到节能保温砌块砖，再到思诺恩建筑墙体节能系统，杨景全集中火力于一点，运足了力道，真正把化废为宝这件事做深，并在2008年成了这个行业在北京的第一名，成为建筑墙体节能行业最早的开拓者和领跑者。

　　不过，杨景全最看重的商业机会其实还在后面。

　　环保市场，要“从上而下”开拓

　　估计很多人还记得去年底国务院曾经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在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时，不得以拉闸限电简单应付！可见政策上给各地方的节能减排压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是的，这就是商业机遇。杨景全说，干我们这行不光要考虑成本，更要考虑国家政策，各地节能减排是有硬性指标的，政府也需要做出政绩来。

　　而思诺恩的推广却一直有个独到的地方：多数企业展开市场推广工作，常是先从消费者做起，但思诺恩推广建筑节能系统的时候，却是从各个省级政府开始，从上往下做工作。

　　“不过这绝不是兜售产品。”杨景全对《中外管理》解释道，“因为政府有节能减排指标，政府也希望有更多环保产品出现。”思诺恩通过与政府的主动交流，让政府知道能够实现的节能减排标准有哪些，政府再通过对社会管理的要求，提出新的节能标准。

　　“我们先做政府的工作，他们认为有社会价值，定出标准，企业就开始往下推广，否则施工单位不会太多考虑节能的问题。”这被杨景全比喻成：先空中作战，再派地面部队。这样的策略，让思诺恩的建筑墙体节能系统从北京走向了全国各个省市。

　　不光考虑成本，也考虑国家政策，这就是思诺恩绿色产品的拓展之道。

　　绿色“正能量”的感染力

　　不过按杨景全介绍，标准之战只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卖产品，第二阶段卖标准，第三阶段一定是卖理念、卖文化了。”

　　这个文化，被杨景全概括成“正能量”。“我们的销售人员一进工地，肯定告诉对方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卖砖的。然后卖的是什么砖呢？是高标准节能65%的砖。对于权威标准人们还是相信的。但最后让对方坚定与我们的合作，那就是卖文化了。”在思诺恩内部，对获得“正能量”的文化培训是非常重视的。从思诺恩的“家文化”(参见本刊今年第2期卷首语)，到“约法十章”、“每日必读”，公司经常性地对每个员工“充电”。

　　这次《中外管理》对杨景全的采访，还未到其办公室，我们一行人就被销售人员培训的教室吸引过去了。这里的氛围实在太热烈，让人不得不驻足观察。满教室都是初来乍到的新员工，但是在对思诺恩“家文化”、社会责任、环保理念等等的学习中，显然已经被“正能量”感染。

　　而随后对杨景全的采访中，杨景全也说，正是因为“正能量”的感染，连他下一步的事业也有了重要突破。

　　原来，杨景全的家乡在黑龙江省，一次回去考察的时候，他看中了一大片山地，认为这里适合投资。但大面积包山哪有这么容易，谈了几次并未突破。后来有一次杨景全和负责此事的地方官员谈到了自己的“绿色”梦想，说到小时候在家乡最爱吃的一种鱼，现在已经没有了，爱吃的菜，有的居然也快绝迹了，都是环境污染的恶果，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家乡一片青山绿水……最终正是这些“正能量”打动了这位官员。杨景全认为，这就是善意与善意之间的感染。

　　如今，思诺恩已经在黑龙江建立了超大规模的生态产品生产基地，建立了“思诺恩生态系统”，生产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并且通过点点中国网开始建立“思诺恩IT系统”，通过建设全国性的加盟网络，把绿色食品的销售触角深入全国各地，真正把思诺恩的绿色商机挖掘到底。管理

　　绿色机遇的三大需求

　　思诺恩案例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杨景全描述的景象：电厂的煤灰堆满了山沟，思诺恩去拉这些“宝贝”，不仅有了生产原材料，而且还有电厂给的补偿……

　　这其实就是绿色机遇的第一大需求——环境需求。我国除县城之外的668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的城市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能说这种环境需求小吗？

　　而第二个重要需求，则与行业标准的提高有关：思诺恩很典型，高度重视研发的同时，通过与各级政府和设计单位的沟通，主动提高行业设计标准，不仅为自己创造出一片发展空间，而且通过设计标准的提高与其它同行保持差距。

　　其实，很多行业的设计标准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政府机构、设计机构也在观察新技术能实现到什么程度，从而调整环保标准。这种情况下，主动沟通，是技术领先企业最好的选择。

　　第三，各地政府都有节能减排硬指标。如果观察到各地在中央节能指标重压下的窘境——一到年底，很多城市无可奈何地拉闸限电，以实现本年度指标——就知道绿色经济的政府需求已经有多大了。

　　企业商业模式中把握好了这三大绿色需求，就获得了在绿色经济中博弈的强大动力。管理

　　从2001年创办时启动资金40万元，到如今成为总资产40亿元、2011年公司利润

　　增长120%的上市公司，这不是房地产企业，而是提供污水再生技术的碧水源科技公司。

　　碧水源“水”中捞金

　　文/本刊记者 李 靖

　　走进位于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里颇显气势的“碧水源大厦”，谁也不会想到，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如今总资产已逾40亿元的上市公司，就在六年前的2006年，日子过得还相当艰苦：四间房、三条腿的办公桌，20来个人，常常“以一当十”。直到今天面对《中外管理》提到创业时的艰苦岁月，碧水源创始人之一、常务副总裁何愿平，仍然唏嘘不已。

　　2001年创办碧水源时启动资金仅有40万元，10年间资产增长了1000倍。而目前公司员工逾2000人，技术研发人员逾200人。2011年的财务报表更显示：公司年利润增长率竟高达120%……

　　创造这样的奇迹，皆因为碧水源在中国抓住了绿色机遇。

　　污水循环利用？有搞头！

　　2000年，正值悉尼奥运会期间，当人们都在为各国金牌数量的竞争兴奋不已时，一个中国人却在对悉尼奥运会的水资源循环利用项目进行细致考察。这个人就是后来的碧水源科技公司董事长，文剑平。

　　他为什么会对悉尼奥运会的水处理技术这么关注？——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注意，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成就之一，就是率先在奥运历史上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采用的是膜处理技术。在详细的考察后，文剑平获得了许多宝贵资料。

　　2001年，包括文剑平、何愿平在内的几个曾在科技部工作的老朋友，结成了创业团队，创立碧水源公司。其所专注的领域，正是膜处理。

　　那时，环保产业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对创业者来说，更属于冷门领域。但碧水源的创业团队在科技部的时候，主管的就是环保技术研发。国外学习经历更让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感染，“悉尼奥运会的这种膜处理技术要是能在中国运用该多好！要知道环保领域最大的一部分就是水，围绕水资源的环保大概占到环保60%～70%的份额，如果我们将来能够把污水循环利用，把污水资源化，那在中国肯定是有前途的。”回忆创业时的想法，何愿平说。

　　其实在当时，他们的想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有一笔账要算的：在1990年代企业排污就已经要缴费。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先把排污费收走，如果企业主动建环保设施，国家再根据污染处理情况把钱退还给企业。

　　那么，如果碧水源公司能够把污水处理设备做起来，市场前景是相当清晰的。

　　看来，抓住绿色机遇的创业者，都是掌握政策，会算环保经济账的高手。

　　顽强的种子选手

　　2001年组建公司后，碧水源创业团队开始研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到了2002年，属于碧水源的产品研发出世。此后，研发，推广，升级，再推广，就是碧水源坚持的路线。但如果如此顺利，也不会出现开头所提到的2006年时的艰辛了。

　　很快，麻烦就来了。碧水源遭遇赖账：当时北京很多小区在用碧水源的技术，但是经销商提前给了30%的预付款后，等小区竣工了，就赖着不给钱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碧水源的年销售额最多的时候也不过500万元，但最严峻的时候曾经一年打过11个官司。虽然全赢了，但最终欠款的开发商都是短期项目公司，碧水源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而公司需要拿到回款以继续投入研发，因而这样的市场环境让碧水源举步维艰。

　　好在，碧水源刚成立时，创业者们锁定的就是国际最新的膜处理技术，在国内还没有其他人做，这样的先机给了碧水源在艰难中顽强成长的根基。在技术比拼上，他们需要的只是用新技术的优势与传统技术相比较，让客户认识到这种差异性。

　　而当时的情况是，北京市规定：新开发住宅小区建筑面积大于五万平方米，办公楼大于三万平方米，就必需建用于污水处理的中水设施。这样碧水源的产品就派上了用场。尽管因为有些部件采购自国外，导致产品价格相对较高，但是用碧水源技术建起来的中水设施，占地面积要比传统设施小一半。这对开发商可是极有吸引力的。“要知道，省出来的都是地皮呀！”何愿平介绍说。

　　就是凭着技术先进性给客户创造的价值，碧水源在迫不得已需要四处打官司的情况下，在市场上仍然站住了脚。

　　到2003年，碧水源拿下了一个至今都颇感自豪的工程——国家大剧院水处理工程。虽然国家大剧院水处理工程对于擅长污水处理的碧水源来说，不算难事。但当时有十几家国际、国内公司参与竞标，碧水源压根儿没想到自己能竞标成功。结果最后被评价为小而精、性价比最高的碧水源拔得了头筹。

　　这对提升碧水源的品牌是个阶段性的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当时频频要打追款官司的碧水源来说，这可是个大大鼓劲儿的成果。至今，国家大剧院的水也是北京最著名的水景之一。

　　破土而出

　　到2006年，碧水源通过竞标，又拿下了一个巨无霸级的项目——承建密云再生水厂。这不仅对碧水源，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设计规模为每天处理4.5万吨污水！是我国第一个上万吨的MBR(膜生物反应器)项目，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大项目。

　　但就在这时候，碧水源最艰苦的一段时期到来了，“一人顶十人使”，就是对当时状况的描述。

　　“密云这个项目风险挺大的，我们以前做的项目有日处理几百吨污水的，最大的也就1000吨，可这回一下子拿下一个4.5万吨的项目，挑战很大。公司那个时候也就一二十个人，一部分设备我们还得从日本购买。这中间有很多的坎坷。一年苦干到头，没有假期也没有奖金，靠的就是大家想做一番事业的热情和冲劲。”何愿平对《中外管理》回忆，“我们还是把它做成了！”

　　密云再生水项目竣工后，北京市领导纷纷去密云考察，并且指示北京要大量采用膜处理技术。所以这个硬骨头啃下，碧水源的膜处理技术很快就在北京推开了。

　　“北京这几年水资源利用的变化很大，比如：现在不建污水处理厂，而建再生水厂了，我们碧水源做了很大贡献。”何愿平对公司创造的社会价值非常自豪。而更重要的是北京市污水处理标准也大大提高，“就是因为碧水源的膜处理技术，北京的污水不再随随便便地排放，而要求处理到地表水标准，这是个飞跃性的标准提升！”

　　而就在2006年，啃下硬骨头的碧水源引进了4000万元的风险投资，加上多年努力为膜处理技术打开的市场前景，碧水源终于突破了创业后最艰难的时期，进入快速成长通道。

　　有意思的是，之前为回款打官司的难题也开始解决：因为随着北京各小区入住率提高，中水处理系统需要打开投入使用，但到这一步不懂技术是不行的，于是开发商的物业公司不得不找碧水源管理相关设施，此时，“钱不是问题”了。

　　成为“不会赔钱的公司”

　　进入快车道的碧水源，在2007年的销售收入达到了1亿元，利润也大幅提高。而2008北京奥运会的工程，碧水源也大量参与，比如：建设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龙形水系。

　　当然，在北京承接再生水厂项目此时更是水到渠成。其中“引温入潮”(把温榆河水调到潮白河)的核心工程——污水净化厂给何愿平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MBR工程！

　　不断克服迅速成长过程中的技术、人才等困难的同时，2009年，碧水源开始向全国拓展，在无锡、昆明等城市，都开始承建再生水厂。而随着进入市场高速拓展期，2009年，碧水源在创业板上市。

　　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创业板是个极其险恶的地方。但上市之后，何愿平发现碧水源在股市上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一年的创业板里，我们是市值最高的，也是在创业板里募集资金最多的企业。”

　　《中外管理》在采访著名循环经济专家王维平时，曾听到这样的说法：在各国股市里，循环经济领域的企业都是极受青睐的，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类不会赔钱的上市公司，“产生垃圾必须处理，不处理政府就得兜着。”

　　看来碧水源在中国也享受到了这份殊荣。

　　如今的碧水源，从上市的2009到2011年，已经在全国投资了12个公司，进入全国很多城市。“这几年大概连续保存了80%以上的增长速度，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何愿平说，“现在很多城市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缺水。北京的地下水缺口就已经达到了70亿立方米，把往后三代人的地下水都喝完了！过去人们说世界各国是为石油开战，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世界就是为争夺水资源而开战。”

　　但是，即使对水资源再利用技术的社会价值充满信心，何愿平仍对国家的水资源政策有所期待：“我们再生水行业不像电动车行业那样是有补助的，也并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这对循环经济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他感慨：“我们是民营企业，在做政府做不了的事情，期待国家的优惠政策早日‘落地’。”管理

　　绿色技术，才是你的市场权力

　　机遇总是与风险并存，绿色机遇更是如此。

　　碧水源案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那些赖账的开发商，在官司输掉之后都没有支付费用，却在几年后，小区开始入住，设备投入使用时找到碧水源，这时“钱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些环保设备的使用和维护，他们离不开碧水源公司。

　　碧水源公司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用技术撬动市场的技术型公司，一群技术人员可能谈不上强势，但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市场权力。

　　在绿色经济中分一杯羹，尤其对民营企业来说，你得能做政府做不了的事情，那些垄断资源也不属于你，你还得承担大量开拓市场的风险。

　　这时，技术才是你的话语权，也是你真正的债权。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管理

　　从传统包装业务向循环经济转型，万容科技实现了180度大转身。

　　从“白色万容”到“绿色万容”

　　采访/本刊记者 邓勇兵 杨 光 文/本刊记者 邓勇兵

　　在进入绿色产业之前，万容科技公司所从事的恰恰是绿色的反面——被认为高污染、产生白色垃圾的包装行业，主营纸杯制造。在鼎盛时期，彼时名字尚为“万容包装”的这家公司做到了行业“隐形冠军”的位置，客户中许多是肯德基这样的跨国公司，以及如伊利、蒙牛这样的国内乳业大品牌，还有一些来自台湾的客户。

　　但是，而今的万容科技，主打的领域则是不折不扣的循环经济：废旧电路回收分解，汽车、家电回收分解，都是它的长项。新领域里，不过用了5年，万容再度荣登行业隐形冠军宝座。从反到正，如此决绝，且后来居上，堪称万容掌门人明果英身上的一大看点。

　　为何转型，如何转型？

　　遭遇危机，寻求转型

　　万容包装起步于1991年的湖南郴州，创业10年后在湖南省已小有名气。也是在这时候，一直想做包装行业龙头老大的明果英，索性将公司总部搬至湖南省会长沙。到2004年，万容包装果真做到了行业第一。

　　但也是在这一年，石油危机爆发，每桶油价从原来三十几美元，一下子涨到了六七十美元，塑料原料成本则从每吨6000元，涨到了12000～14000元。而行业门槛低的纸杯成品价却无法同步提高。这样一来，万容包装一下子亏了几百万。

　　明果英感觉到了危机，认为万容所处的这个行业还太小。“把全国市场做到底，也就10亿元的样子。”而当时，竞争对手已经有上百家了。

　　“不转型肯定是死。”明果英判断。

　　然而，转型二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难。尽管当时有些能赚点小钱的投资机会，但那并不是明果英的志向所在。“那时候我就想，我需要找到另外一个大的、值得我下半辈子一直愿意去做的领域。”他对《中外管理》说。

　　其实，那个时候，明果英心中已经有了环保的构思。因为以前做包装，塑料包装被叫做白色垃圾、白色污染，因而他一直对环保很敏感。那么，既然国家这么重视环保，为什么不能往环保方面去想呢？

　　第一道坎：突破技术关

　　主意既定，明果英专门招聘了几个人成立新产品开发部，调研进入环保领域的可能性。

　　经过深入考察，项目组认为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可能是个不错的项目，只是国内还缺少相关的技术。通过多方打探，明果英得知，有个北航教授发明了一项废旧电路分解的专利，他一下子眼前发亮：技术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个领域一定前途无量。

　　明果英决定先去北航买下专利。然而，专利买下来之后，在设备制造的过程中，明果英和他的伙伴们却发现：按照图纸造出来的设备根本不能产业化，完全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多番调试后，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教授前前后后来过五六次，也提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闭门造车不是办法，明果英提出让工程师兵分两路去各地考察，他甚至下了死命令：“你们没有好的消息，就不要回来了。”

　　两拨人一出去就是20多天，几乎跑遍了全国那些做粉碎机、分选设备的企业，最后从四五家企业里，获得了相关技术可供借鉴。然后，明果英再亲自带队，逐家去考察。最后在无锡发现一家做石墨框的粉碎设备，似乎可以借鉴。试机后效果很好，明果英当即拍板买下一台。在此基础上，再做修改，第一台设备就造出来了，算是渡过了第一道难关。

　　厂内合作，跨越模式坎

　　随后，万容在行业里找人进行推广，当时想通过卖设备回笼资金，因为在湖南并没有多少线路板可供回收。上门而来的客户包括东江环保、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企业。

　　“那么大的公司到我这里，看了说不错，分出来的东西效果很好，但是我说这台设备我要卖500万元，他嫌贵没买。”明果英对《中外管理》回忆说。

　　随后陆续来了好几拨客户，但都舍不得花钱。这时广东有人提出合作——由万容拿技术设备做投资，成立合资项目。第一家合资企业在东莞，万容整个项目团队，也分了一大半到东莞新项目里。

　　因为资源是现成的，开机一个月，一二十万元就赚回来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赚了100多万元！这让明果英非常高兴。

　　但因为设备投入成本太高，资金开始出现短缺。正好，当时有家投资公司用300万元现金买下了万容200万股份。真是天赐良机！这300万元被明果英拿出迅速购买配件加工成了三四套设备，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万容用合作模式又增加了3个合资企业，总共推广到了4家，初具规模。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当时从事废旧物品回收利用，需要获得环保部门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而拿证又有诸多限制。但拿不到这个证件，实际上相当于企业拿不到一手货源，只能从二手市场去收废物，利润就微乎其微了。更要命的是，从二手市场拿到的大量是掺假废物。

　　显然，如果此时还不转变发展模式，就只有等死。明果英不得不再次另寻出路。

　　转机来自于对文件的深入研究。

　　当时环保局的文件规定：在一个企业内，危险废物如果拉出去就要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但按环评标准很难批下来。可是，如果工厂自己处理则叫清洁生产。找到这个依据，明果英兴奋地找线路板老板们谈，商量能不能把万容科技的设备放到他们的工厂里面去做，以工厂的名义来做，也就是走“清洁生产”的路子。“我对他们说，你原来的废品只能卖到2000元一吨，加工之后，可以卖到5000元一吨，增加的3000元盈利，你得80%，我得20%。人家一听高兴了。”

　　依靠明果英自创的这种“厂内合作”模式，果然峰回路转。

　　2007年底，万容科技在大连顺利建起了第一个厂内合作的示范点。接下来的利润令明果英很满意，每个月万容科技能够挣到十几万元。

　　这个模式的成功，相当于为万容找到一条新的活路。明果英将这一模式加以复制，一口气上马了三个项目。“这一年，上马的这几家都赚到了钱，这个模式让我们当时感觉信心满满的。”明果英说。按照“厂内合作”模式，万容科技在向全国推广的同时，又开发了废水回收处理，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

　　政策利好，渡过金融危机

　　然而，厄运再次降临，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同时也暴露了厂内合作模式的一些问题，因为在这个模式中，作为原材料的铜粉由万容收购，收购完了再卖出去，但这里暗藏着存货的风险。金融危机冲击下，铜价大跌，由最高峰的每吨近8万元，降到最低点的2.8万元！而当时万容的库存还有将近200万吨。“那一次万容大概亏了五六百万元，将此前一年的利润全部归零。”明果英再遭重创。

　　但也和以往一样，明果英再次开始另寻出路。这一次，他将焦点放在了废旧家电产品上。“现在社会的电视机、电冰箱这么多，我们可以开发拆解设备，用线路板的粉碎原理，去进行家电的破碎分解。” 

　　当机立断。因为湖南汨罗这个地方是一个废料回收的集散市场，2008年年底，明果英在汨罗市注册了一个汨罗万荣电子废弃物处理公司。到2009年的上半年，如期开发出来几套设备，并开始试生产。

　　天道酬勤，此时，一个政策给万容科技带来了一次巨大的机会：政府推出了废旧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2009年秋，长沙被纳入试点城市。“一下子长沙就有几十万台废旧的电视机、电冰箱送到我这里来！一下干不过来了，那个价钱也很公道，拆了以后的东西我就能够卖到二三十块钱一台，国家另外还给你近20元的补贴，我一台就能够有个三四十元的利润。那一年收了二十几万台，等于利润好几百万元。”明果英兴奋道。

　　那时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既然国家搞家电回收试点了，肯定要全国展开，那么装备这块就加大投入，万容科技甚至收购了一个机器装备制造厂。随后两年万容科技的日子过得好起来。2010年纯利已达1000多万元，到2011年更超过3000万元。

　　这么一来，金融危机带来的这一道坎又得以顺利度过，万容还因此打开一片全新的蓝海。

　　下一站：继续延伸

　　如今，尝到了甜头的明果英，开始瞄准更大的市场：报废汽车和废钢的加工。这个领域，相对电子废弃物，市场扩大了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万容的核心研发人员，多数都开始转向新领域的技术开发。

　　明果英将设备研发和设计人员分成几个组，在不同系列项目之间可以灵活调整，“做完这个，马上另外一个任务又来了，参与其它项目开发，开发人员一直不闲着。”明果英对《中外管理》说，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新项目能不断引入。

　　明果英坚持公司技术领先的战略思路，认为技术开发要瞄准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发展而不断延伸。从最早的电路板，延伸到整个电子废弃物，再到工业废弃物，再到现在的报废汽车、废钢，再延伸到下一步，比如：建筑废弃物，甚至城市中的生活垃圾，明果英认为都有机会。

　　而且，在明果英看来，每一次危机，实际上就是一种转机。管理

　　绿色经济，是个“政策市”

　　万容从白到绿，是真正的“中国制造绿色转型”。其顺应大环境而变，甚至不断变通商业模式，让商机真正“落地”，都颇值得借鉴。

　　但学习万容案例，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学习一种教训。

　　因为人们会发现，万容最危险的时候，以及最挣钱的时候，都和政策有关。

　　最危险的时候，是已经在新领域做了大量投入时，发现这行“需要获得环保部门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而拿证又有诸多限制。”

　　万容最赚钱的时候，则是在基本万事俱备时，等到了“东风”——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由此也能看到绿色经济这一行里，政策的重要性。

　　绿色机遇很大程度来自于公共管理政策，这不是一个常规行业。因为：最要命的事儿，和最赚钱的事，都与政策有关。管理

　　在循环经济领域，不懂政策的企业是赚不到钱的！

　　王维平对循环经济企业的忠告

　　文/本刊记者 李 靖

　　说起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绕不过王维平教授。

　　王维平，著名循环经济专家、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是中国最早进行循环经济实证研究的专家。他曾参与起草《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对推动我国循环经济立法，推动循环经济成为国家意志，起到过重要作用。

　　这位多年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元老级人物，对目前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对中国企业在循环经济中的发展空间，以及会遇到的问题和暗礁，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的经验之谈，无疑对正在或即将投身于这个绿色产业的企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懂政策才能在这行淘金

　　《中外管理》：您对中国循环经济目前发展的状况怎样评价？

　　王维平：全面客观地来看，第一，循环经济的意识已经为社会接受了。第二，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了，成为政府行为、国家意志了。然后出台了很多政策，也包括资金的支持，很多废物再利用的企业现在也在迅速地发展。比如：废轮胎再利用、废钢铁再利用，废水、中水，废工料、废家电、电子垃圾……各领域都开始了，这是进步。

　　《中外管理》：循环经济是中国企业的绿色机遇，对中国企业来讲，这方面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王维平：中国的工农业生产、生活，每年都要产生数十亿吨废料，这么多废料都等着你去利用，能说没有广阔的市场吗？而且有这么多政策的支持，能说没有机遇吗？但是怎么能够挣到钱呢？主要是得懂政策，研究政策，获得政策的支持。

　　我举个例子：橡胶历来被国务院确定为战略资源，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橡胶消耗国和进口国，70%多在靠进口，而橡胶的价格已经翻了几倍多。所以我就建议成立中国轮胎翻修与循环利用协会。成立之初，循环利用废轮胎的企业都是小作坊，全国一共五六十家。但经过几年的努力和国家支持，现在全国已经有接近1000家企业了。他们不仅在市场上挣到钱，国家还有专项资金支持。主要的功劳在国家发改委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司，拿出专项资金，出台政策，代表国务院支持这事。

　　当前循环经济中的问题

　　《中外管理》：目前地方政府对循环经济支持的情况怎样？

　　王维平：还不是很理想，一个是各省各地的官员认识不够，很多循环经济企业享受不到政策，政策不是没有，而是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大量的废料堆在那儿污染环境，同时资源的价格却还在不断攀升，资源的利用率还不高。这就是所谓的高污染、高消耗、低利用，这个趋势还存在。

　　另外，我们在研发方面，对实用的、非常简单的技术重视得不够，没法推广、成本太高的技术多。

　　2007年我到美国国会演讲，后来见了希拉里，他们带我去参观了一个海边的建筑，这是个零能耗建筑，从玻璃到采光，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废物再利用的，而且成本也不高。

　　但是目前国内的情况，比如：清华大学花七八亿元建了一个节能楼。我问了一下，近90%的技术都不能推广，因为太贵！这是个鲜明的对比。

　　企业要小心的暗礁

　　《中外管理》：对企业来讲，您觉得它们在循环经济产业链中的问题有什么？您的建议又是什么？

　　王维平：很多企业都没有研究政策的习惯，但是你放心，税务局长不会主动找你去说这有优惠政策。企业不研究就不知道，也享受不到优惠。要研究政策，找政府部门，这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另外，企业自己心里得清楚什么技术才是适合自己的。比如：废塑料再利用技术就有100多种，你选择哪一种？这是机会成本。有人推销技术的时候，说自己的是世界第一，但实际上，作为投资者，你应该考虑：世界第一在我这儿的价值等于零，世界第五那个技术在我这儿才可能发财。适合你的技术才是最好的技术。

　　投资循环经济，要认真掂量企业的机会成本、边际成本和投资规模。有的地方一个小县城就有18个垃圾填埋场，这个规模是很成问题的！

　　还有，企业参与循环经济的时候，得做产业链的系统分析：你的产业链上游有没有原料？比如我建一个垃圾处理厂，原料不给你送怎么办？从原料到市场、技术、设备，得做一个产业链分析，找到最适合你的机会成本、边际成本和环境成本。不注意政策，而且不注意做成本分析，贸然挺进，将赔得一塌糊涂。

　　《中外管理》：参与循环经济产业，应该怎样控制成本、保证盈利？

　　王维平：成本高还是成本低，取决于你会不会玩。第一，懂得国家政策吗？第二，做过系统产业链的分析吗？第三，你选择的技术怎样？第四，你选择的规模合适吗？这些都是确保盈利的关键因素。

　　《中外管理》：这方面投资亏损的企业有什么典型例子？

　　王维平：有一个垃圾处理企业，每天的垃圾一共就300吨，却建了18个垃圾处理场，显然它的吨成本太高了。一个填埋场得有防渗设施，得有污水处理，导排出来的气体还得做气处理，都得投资。平均下来每个垃圾处理场每天就处理这么点垃圾？这就有一个吨成本最低，规模最佳的问题。企业的效益绝不是资金和规模的叠加，不能光凭想，得去算。

　　根本问题总是出在“人”上

　　《中外管理》：出现这样的失误，教训确实是很惨痛的，您认为这些失误的根本原因出在哪里？

　　王维平：其实要是说到根上还是人才问题。都是三流人才，干得出一流的事吗？可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就是重设备、重资金，但是轻人才！在人的问题上不肯花钱。小企业这样，国企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企业有这个通病。

　　可问题是，企业买设备肯花钱，觉得自己在买设备方面很聪明，其实不少东西是废物，没用。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在人的问题上不肯花钱要吃大亏。美国、以色列在人的问题上都非常重视，一看你确实有用，那就是100万美元的顾问费。

　　总之，循环经济产业是非常有潜力的，但是这个产业要想健康发展，进入这个产业的企业要想能赚到钱，第一，研究政策。第二，聚集精英，就是人的问题，你得肯花钱，因为你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那问题就大了，一定要有一流的人才。第三，就是要有良好的机会成本、边际成本、环境成本分析，选择最适合你的技术，最适合你的设备，以及最适合你的规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