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只是消费文化了

　　秋风

　　最近分别到温州和太湖以南的盛泽短期访问，此间经济之繁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镇，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可以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产业群，有三四十万人口，这确实称得上奇迹。

　　当然，说这样的繁荣是奇迹，其实并不准确，这种繁荣也许是一种必然，中国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的必然。若有人绘制一张儒家传统在各地保存程度之分布图，再绘制一张各地经济发达程度分布图，一定会发现，除去若干依靠权力汲取资源的大城市，这两者是完全重叠的。也即，儒家文化保存较好的地方，经济最发达；儒家文化被破坏较为严重的地方，经济一定较为落后。

　　这一点完全合乎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归根到底，经济活动只是人的普遍的社会活动的一个面相，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及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经济活动高效展开的前提。而儒家在传统社会所发挥的正是这样的作用：儒家增进了人与人的相互信任，通过构造各种自治性社会组织，为基层社会提供了规则执行机制。

　　因此，明清时代，儒家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和钱塘江以南地区，经济也是全国最为发达的。比如，盛泽镇、镇泽等镇就是全球丝绸工业和贸易的中心，而闽南等地的贸易网络覆盖整个东南亚。过去三十年来南方经济的发达，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其基础则在当地保存较为完好的儒家文化，也即儒家所塑造的价值和制度。

　　至关重要的是，在传统社会，儒家与财富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儒家为经济增长提供价值和制度基础。反过来，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则推动文化的再生产，南方也成为儒家为主的文化发达之区，而这让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的价值和制度动力。

　　然而，在过去的100年，这一良性循环机制似乎打破，更具体地说，经济反哺文化的循环尚未形成。而这一严重欠缺让人对南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深刻的怀疑。

　　拿盛泽来说，今日之盛泽商业高度发达，然而，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市镇。让我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这个地方新建的民居，简直找不到一点点江南或者中国风格了。而且，越是有钱人的房子，江南风格越少，满眼皆是五颜六色、不伦不类的所谓欧式别墅，人们也似乎以此为荣。相反，沿着太湖南岸行走，经济略微落后一些地方的民居，还保留若干传统韵味。

　　事情很明显：江南的经济确实在快速增长，但文化也正在迅速流失。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的快速增长、物质的快速增多，所造成的物质环境之快速变换，更为明显地暴露了二十世纪文化被消费、因为得不到养料补充而沙漠化的恶果。

　　不错，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固有之文化被单纯地消费着——当然，在很多时候，精英群体更是固有文化之积极破坏者，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现代化遭遇挫折，本来是精英群体忙于摧毁中国固有文化-社会秩序所致，知识分子却倒果为因，把儒家文化-社会秩序视为现代化的障碍，必欲毁之而后快。儒家为本的中国文化被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抹黑、否定、批判、摧毁。这些知识分子以为自己可以给中国带来新文化，他们狂热地搬用外来文化，在多种完全不相干的价值、制度之间大幅度摇摆。结果可想而知：他们毁灭了传统文化，而没有带来任何稳定、有效的新文化。结果，中国走上一条文化沙漠化的绝路。

　　当然，这种反传统理念是一种人造的意识形态，主要影响于接受较高程度教育的中上层人群中。在广大基层社会，普通民众较少受这种现代意识形态影响，他们依然相当自然地生活在儒家的价值和制度之中。这也正是南方经济在过去三十年繁荣之最为重要的文化与社会前提。

　　然而，这是一个纯粹的文化消费过程。在传统社会，经济增长的财富会流入文化领域，从而推动文化再生产，其产品会回注于基层社会的财富生产过程。而在今日，由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一循环链条被切断。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今日依然被很多人迷恋的法俄式启蒙理念。这种启蒙预设了文化的主奴结构：一边是已掌握了理性工具和真理的知识人，另一边则是生活在传统、习俗之中、因而愚昧的民众。前者居高临下地启蒙后者，改造其习俗，必要时毫不犹豫地摧毁之。这样，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生产者与民众之间形成敌对关系。知识人不是通过文化再生产、充实社会的小传统，而是想尽各种办法摧毁小传统，得不到大传统支持的小传统也就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南方社会当下之社会现状，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因为残存的儒家价值和制度之有效支持，这里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由于缺乏补充、更新，积累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正在耗尽，支撑经济、社会秩序的价值、制度正在衰败。这个地方的民众以十分粗鄙的方式使用、挥霍自己新获得的财富。财富变成了埋葬文化的利器。可以预言，如果现在没有文化自觉，残存的文化余脉随时可能断裂，其后果则不言而喻。

　　换言之，就在这繁荣的时刻，中国文明其实处于存亡绝续之关头。需要文化自觉，尤其是需要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人转换身份，回归中国传统，接续那在普通民众身份还有所残存的儒家价值和制度，并予以提升、充实，展开文化再生产过程。但是，有几多知识人具有这种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