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新趋势

　　吴伯凡（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创新，与许多商业的创新一样，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把赚钱的商业和满足社会福利的事情做到一起。孔夫子最早讲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古老中国的哲学命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寓义于利”。这是所有企业、非盈利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一直倡导集中三种部门的人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社会创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投资，用投资的手段来启动社会创新。

　　王振耀（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速度要比我们此前想象的快得多。人均1万美元是发达国家的门槛。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对人均GDP1万美元还没有做好准备。当社会财富量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社会创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面临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转型，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小额捐赠和学雷锋做好事，而是要运用慈善组织、大额的捐赠、金融投资等各种社会要素来提升中国社会。

　　目前还有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平台不够，现在非常缺乏像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这样的对话平台和经常性的联系。第二，没有通俗化的系统理论体系做支撑，来说服中国大众。第三，倡导力度非常有限，它需要多种多样的活动。在香港，港府民政局和大众在一块摆摊参与社会创新，用财政款项来做社会创新。

　　今天《21世纪经济报道》其实已经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促进整个民族理念的转化，解放那些具有巨大潜能的生产力，为中国的公益慈善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源源不断的动力。

　　成卓（爱心火炬基金发起人兼主席）：美国政府对社会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税收减税是怎样的？

　　Kim Meredith：现在美国能够给社会企业比较灵活的政策，最近加州发布了《社会企业法》，允许社会企业盈利并享受一定的减税优惠，还鼓励社会企业接受捐赠。

　　Elliott Donnelley（美国西部慈善论坛主席、白沙投资集团总裁）：很多创业公司一方面做资产组合投资，另一方面又做影响力投资，他们整体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小心的。最近的例子是做“捐赠者指示基金”（donor-advised fund）的Impact Assets。过去“捐赠者指示基金”的捐赠对象仅限于非盈利领域，现在可以做影响力投资了，他们通过自身项目的推动，也推动法律体系针对这种捐赠形式做到进一步完善。同时他们也在创造产品和服务，比如小额信贷服务和一些水资源项目，给捐赠者更多的选择。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进一步监管，相关人士包括捐赠者都在推动政府政策的出台。

　　Kim Meredith：事实上每个人都在推动法律的变革，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基础建设做贡献。刚才Elliott提到Impact Assets,他们得以让捐赠人把减税后的资金再投入有可能盈利的社会项目。不管对个人还是风投公司，这都非常有吸引力。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 Legacy Ventures，他们原来只做投资，获得的利润全部投入社会项目，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已经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Elliott Donnelley：我们家族基金会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讨和探索，比如在“捐赠者指示基金”中，要是有人的捐款投给了类似谷歌这样的公司，结果获得了10亿美元的利润，他不能要回这笔钱，这笔钱还是留在资金池中，只能继续投给新的社会项目。另外，在传统的非盈利组织里出现了“非盈利财政分红”，Impact Assets把它叫做PRI，即项目关联投资，让其他人向现存的“捐赠者指示基金”账户投资。这种机制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对这种投资提供一定的财政激励，如在管理费之外保证6%的年利息率，若此账户盈利更多，投资者还能得到更高的“分红”。这种多样、复杂的金融机制在慈善基金会中出现，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慈善能否经营，慈善如何经营

　　赵萌（斯科沃莫斯科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斯科沃新兴市场研究院研究员）：在美国和欧洲，个人的捐款已经能够被投放到二级市场进行再生产，而且个人可以创办基金会。政府甚至设计出一套政策，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帮助政府和公众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来偿付公共债券，这些社会企业的项目可以发行社会债券，每个人都可以投资。在中国，个人的资金给到非盈利组织这一步是明确的。到底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扩大中国非营利组织和中国慈善捐赠人资金来源的机制建设？它可以来自基层设计、政府层面、银行部门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社会企业自己的产品创新。

　　王行最（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慈善需要经营，慈善必须要经营。一种意见是，基金会属于慈善性质，不能经营它。但经营并不等于商业化赚钱，非盈利组织也是要盈利的，只不过所盈的利用于什么目的，是工作人员分了，还是所谓股东分了，还是继续投到公益里面，这是本质的区别。我们一直坚持慈善是可以经营的，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以最小的人员投入产生最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是隐性的小额信贷，它与传统的慈善不同。公司化经营是社会企业的一种形式，它的主要追求仍然是社会影响和社会目标，但是采取商业化的方式经营。但这一形式同样遭受到捐赠人的负面反馈。我把钱捐给你，你拿捐款发放贷款，而且用的是非优惠的利率，近似于高利率，这怎么行？如果一笔钱你捐了100万，发给100个学生应该是1万块钱，一年以后全没了。但这笔钱如果作为小额贷款发下去，到一年期收回来，会不断增值。

　　小额信贷确实促进公益慈善发展和社会创新。但是我们的融资碰到很大的问题。我们跟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国家开发银行的总体战略是走下去扶持草根金融。我们也跟农行合作，农行商业化以后往深一层，乡镇一级肯定覆盖不到，这样我们用小额信贷的方式给它嫁接，等于把服务半径延长，这也是农行服务三农的方式。在小额信贷没有合法化名分的时候怎么办？干的足够大的时候，国家自然就认可你了。比如现在放款一千万，服务对象五千人，让国家批准合法化可能吗？但是当服务一百万农户，年贷款量超过100个亿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就有分量。

　　我问Kim一个问题：中国公众捐赠不超过20%，西方国家公众捐赠往往是80%或者超过80%以上，这个问题很困惑我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能由于税收的问题，还是说美国慈善传统？美国的慈善是从贫民慈善发展起来的，从社区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中国所谓慈善是政府推动的，是自下而上的。

　　Kim Meredith：你刚才讲的很有意思。政府在这方面发挥了一点作用。事实上我想要澄清的一点是，确实美国政府有自己的税收政策，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整个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不同的关系。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1+1等于3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也可以适当的借鉴。

　　在美国，个人是不是愿意交的税款用于慈善呢，这是我们的个人税收政策所决定的。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整个市场上不断有慈善家涌现出来，不断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他们不得不迎头赶上。监管机构也在跟踪企业在社会公益方面的运作和做法。社会公众，或者说企业的潜在股东们对这方面的关注也日益加深。现在美国在激励机制这方面也在不断改进。

　　成卓：你是否认为企业在未来会有更多的贡献？比如说来自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Kim Meredith：我现在很难下结论说会有这个趋势。在2009年企业慈善增加了10%，2010年又增加了8%，两年内增长近20%。这种比例的上升背后，也可能是经济形势造成个人捐赠的数值下降了。但是纵观5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会看到，企业的捐助逐渐呈现增长的态势。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对个人和企业的慈善捐赠税收减免政策是否要调整。如果这样的政策转变真的发生，企业的慈善所占的比例可能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Elliott Donnelley：从传统慈善公益来看，美国慈善款的效率很低，我们需要有非常聪明的决策和战略才能够拥有高效率和明智决定。往好的方面看，现在出现了很多聪明的投资者，不再进行低效的慈善投资，而是进行高效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在商业领域，公司是基于利益的，如果公司破产就出局了，因此商业领域的资金是高效的。我觉得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在美国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更高效地配置这些资源，在中国可以来思考一下如何对西方的做法去粗取精。

　　赵萌：我们一直讨论美国有什么，中国有什么，包括基于政府、民间、宗教的机制，包括透明度、问责、第三方认证等问题。如果有一些机构帮助非盈利组织，会更有效益。特别像社会企业指数，或者专门提出来一些指标，衡量哪些公司做得好，告诉人们从什么公司接受捐款。第三方认证机构非常重要，人们需要了解，我做投资以后谁来真正检验这个过程是否公正和有效率。中国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现在各个大学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开展这样的讨论，事实上会形成一种环境，让人们自然地互动，慢慢打破一些隔膜，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肖晗（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我觉得，目前中国整个公益行业缺少一种动力。多年来互联网行业突飞猛进，它的动力是什么，如果能把这种动力引入到公益行业里来，对这个行业有极大促进作用。现在公益组织都觉得缺人，缺钱，缺效益，缺自由导向，没人去问责，没人去要求透明，所以整个公益行业跟现在基本的商业机制有点脱轨。其实社会投资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商业化的机制引入到公益行业里面来，让公益行业更有效率，能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本。

　　(本版文字未经嘉宾书面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