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员工换血阵痛

　　舒时

　　对于内地金融机构来说，香港是一个开拓国际市场的窗口和培养国际化员工的试验地，但对于欧美发达市场的金融机构来说，香港正越来越成为他们的人力资源调配站——只是那些被调配的员工将经历阵痛。

　　在加拿大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任职股票分析员的文森特（Vincent）说，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欧美员工被重新规划调配，调至亚洲特别是香港开拓业务。他在加拿大已经工作了三年，是一个管理培训生。

　　文森特说，他的上司来香港不仅可以避免被裁，而且收入有所增加。而他也跟着沾光，被安排在最受欢迎的投资部门，做中国股票的买方分析师，由于是直接创收的部门，这个部门员工在公司内部声望明显高于其他部门。不过据文森特的香港同事私下透露，其实文森特从小在加拿大，对于中国的了解相当有限，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见解与公司看法过于西化。

　　“他很忙，但我们很怀疑他有多少时间沉淀下来做研究，因为每天大部分时间是跟卖方分析师要一些推荐股票的信息，或是找上市公司见面。他是我们这儿年龄最小的员工之一，不过他的收入要远高于香港本地员工。”一位熟悉内情的香港人悠悠地说。

　　文森特并不认为他目前的薪酬高得不合理，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在香港生活并不开心：街道拥挤、语言不通、工作经常加班、住房小得令人窒息……目前的待遇并不能完全弥补他在香港的失落。他希望两三年之后，待市场形势好转时，再回到加拿大的母公司。

　　在这家公司，还有不少这样轮岗来香港的欧美员工，拿着比加拿大当地还要高的待遇，在香港领取高昂的外国住宿补贴，干着并不比在母公司重多少的活，但他们仍然希望回归欧美。

　　这种听上去似乎很不符合帕累托最优法则的方案，却是欧美机构在金融海啸之后越来越明显的一个配置方案。

　　“我们公司在金融海啸后突然增加了许多外国人，这些人来香港拿的工资并不低，其实从成本考虑，在香港当地完全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请到相当岗位的人。”美国道富银行的一位基金分析师说，“欧美集团里，不同的下属公司间，甚至不同的部门之间的利益都是各自核算的，因此这种轮岗对母公司有利。”

　　也就是说这些被轮岗的欧美金融才俊，他们的成本很可能只是记在香港分公司的头上，而母公司则可以成功甩掉包袱。相对来说，这些欧美金融机构的亚洲市场公司还在盈利，因此可以协助母公司承担这笔人力成本。

　　上述分析师透露，在香港，如果金融机构通过人才公司寻找员工，需要向猎头支付一笔相当昂贵的佣金；而本公司的轮换显然可以降低这种成本。“等几年市场形势真的好转了，不排除这些人又会被轮换回去。”上述道富分析师称。

　　刚刚从美国来香港定居不久的小王间接证实了道富分析师的猜测。她老公，一位美国投行家，被调配至香港开发业务，致使她本人不得不放弃了在美国一家商业银行的分析师工作。

　　美国就业情况“糟糕透顶”。她庆幸地说，自己走后不久，在商业银行的同事便遭遇裁员——在欧美职场上，主动辞职和被裁员在下次找工作时是不同的效果。

　　“很多金融机构大裁员，甚至连孕妇也不放过。”小王说。她的一位闺秘在美国道富银行位于波士顿的总公司上班，去年怀孕六个月的时候接到调配方案：要么转换去香港，要么拿一笔遣散费走人！考虑到家庭及即将出生的孩子的身份，她的闺蜜最终选择下岗。

　　越来越多被调配至香港的欧美员工，反映出金融海啸的后续影响正在发酵。事实上，部分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情况正在恶化。日本野村的一名香港员工阿吉（化名）日前透露，公司刚刚经历了一轮大面积的裁员。

　　“有个部门主管裁得兴起，第二天才发现居然把所有的人裁光了，没有人手干活，连忙发信想把一个香港员工招回来。但只提供短期合同，显然是想找到其他人就再解雇他。”阿吉感慨地说，“这个主管已经裁得没有基本的人性了。”

　　尽管裁员潮频频，但有香港资产管理公司的职员表示，香港只是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大部分金融机构的香港与亚洲市场业务仍然在增长，需要增聘人手，等欧美企业的裁员潮之后，市场很快便会有反弹——这颇像股票市场，当欧美去杠杆化加剧时，香港市场同样受损。

　　笔者从香港数家猎头公司提供的信息统计来看，近年来越来越多欧美企业开始加重配置在香港的人手，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招聘信息中也加大了对普通话的标准——从过往的“略懂”、 “能沟通”，已经上升到“流利”甚至“母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