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祥：建构有活力的空间形态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建筑的地域性与国际化问题，一直存在哪些方面的争论？

　　王贵祥：从大的方面来讲，建筑方面的关联性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无论从艺术还是从学科上讲，建筑是一种民族感和地域性很强的门类，另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地域观念可言，越现代，都是国际流行的，强调国际化，所以在建筑上，不需要过分地强调地域性、民族性，认为这些都是落后的，阻碍了我们建筑的现代化。

　　但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你既然承认建筑是一种文化，文化必然有多样性，强调多样性就要有地域性，必须要接受我们文化的地域性，只有城市形态的多样性，才有生活的多样性。

　　日报：评审古城的最基本标准是拥有两条古街道，这个标准的确立基于怎样的古建保护观念？

　　王贵祥：建筑，它首先是个造型艺术。它是形式，既实用又美观坚固，每一样都离不开，坚固是它的东西在哪，实用是它有什么用，美观是看什么是美的，这是一种形式，也是一个空间问题，街道是空间，室内也是空间，你进到室内，看到中国特有的东西，知道这是中国的文化，你看到那些大玻璃，那就是现在文化 。所以评审一个城市， 你至少有两条街道，这已经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了。因为你作为一个古城，真的是古色古香的，我们在意大利看人家的古城保护得很周密。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有一个观点始终对我有触动：他说，我们的城市都是经过几百年时间积淀下来的，我们沉静在里面。而到了美洲，美洲的所有建筑就像一个戏台，像一个马戏团做的东西。它盖起来了，过两年凋落了，颜色也变了，然后过两年又换样了。我觉得他现在就说中国呢，中国现在就这样，像搭戏台一样。

　　按理说,中国文化的根基很深，但可能是教育的原因，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这几代人好像就觉得老东西是不好的。至少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过去的东西应该淘汰了，应该往前走，应该去发展。可能因为中国当时受了点欺负，中国落后了，都想往前走，这个可以理解，民族要往前走。但是往前走的时候，确实在那段时间轻易地抛弃了一些东西：像北京城。北京城在20世纪初大概是全世界保存最好的古城。有一个美国人写的文章曾赞叹，“北京是最壮观的一座‘中世纪的城堡’，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宏伟的城市。”结果现在又如何呢？

　　日报：吴良镛先生提出建筑的“人居环境”观念，在今天这个观念尤其需要重申的是什么？

　　王贵祥：我二三十年前看过一本书，对一个人在19到20世纪初到中国旅行的游记印象很深。他说北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中世纪的都城，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我印象里50年代的北京还有老城墙，有轨电车，北京城感觉是在浓荫中的。四合院中长着树，整个城市是在浓荫下的，现在大街上哪还有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东边王府井那里住，两边都是大树啊，后来全给砍了。我说这个树几十年才长起来怎么就能随便给砍了呢？毛主席纪念堂那里的一大片树林子都是很粗的松树全给砍了，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地急于现代化。

　　在30年前，吴先生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还在读研，1979年，他就讲盖这个国际饭店，他说国际饭店我们大家应该抵触。他说北京城本来就是很低矮，突然冒出这么一个高的就在中心地带，这个不行的。我当时好像还是不能完全接受，就是说这个是有点现代的新的东西，现在看来是对的。如果像吴先生说的在上世纪80年代真的不让他在城里盖高层，今天就不会这个样子。至少北京城还是老基底老空间。只要能保持到现在我们老北京还是老北京，除了城墙没了，还很容易保持原样，然后再向外面发展。

　　日报：在你看来，雪花举办的古建摄影大赛对整个古建保护的意义是什么？

　　王贵祥：我觉得对整个建筑的影响，包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正面的。至少从一个新的角度推动大家对于传统文化有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很多民间的爱好者，大家会发动起来，用自己的摄像机去记录、去表现传统中间的这种特有的美，然后去挖掘这种文化。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建筑文化普及与传承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我们这几套书实际上选题各有侧重，应该说也给很多专业之外的爱好者很多角度、很多空间去让他们做更多的挖掘。这个方面可能很多建筑摄影家对建筑的感觉能够更细微，这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民居五书可能是为了更多地去了解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之外的很多地方性的和居住性的建筑，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录。相比来说，园林可能是最上相的一种建筑类型。因为它本身是拿天地的自然环境作为一个依托，里面包含的要素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建筑之外，它有山，虽然山是人工的假山，有水，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另外，园林对季节是非常敏感的。基本上一个好的园林，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甚至不同的时候，包括早、中、晚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景观效果。从这点来说，通过我们这样的书籍，通过我们活动的开展，也能够让大家从更多的角度或者更细微的一些地方去体验这种传统特有的不同，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推动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