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未来会形成亚洲共同体

　　王尔德;张维璇

　　“我认为亚洲已经崛起了。过不了几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印度成为第二，美国则退居第三。”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马凯硕，印度裔新加坡人，曾在新加坡外交部任职长达33年，被视为亚洲和国际事务的资深专家。他是一个坚定的亚洲崛起论的信守者。2011年，马凯硕被美国《外交政策》评为2011年度全球100强思想家之一，“因为他代表了‘新亚洲世纪的声音’”。

　　亚洲崛起的标志首先是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

　　《21世纪》：你认为，亚洲崛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有哪些？

　　马凯硕：我认为亚洲崛起的标志首先是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中印卓著的经济表现，当然还有东盟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快速发展。但是，我越来越发现，亚洲的崛起也跟亚洲各国在教育上的出色表现分不开。如果你去北美的大学，你就会发现亚洲学生的表现是多么出色。我认为亚洲各国应该在教育和智力资源的培养方面，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以其拥有的辛勤工作且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和更加开放的经济，成为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21世纪》：中印的崛起是否能反映亚洲的崛起？

　　马凯硕：中印的崛起并不能代表亚洲整体崛起的奇迹，如前所述的其他国家也是亚洲发展的重要代表。

　　中印两国在文化上强调亚洲的独特之处

　　《21世纪》：那么你认为，中印两国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国家，在发展方式上有哪些不同？

　　马凯硕： 首先，在政治制度上中印是不同的。当然，两种体制各有利弊。印度体制优点是政治稳定性更强，缺点是执政党很难做出不受群众欢迎的决定。中国体制的优点是有着强有力的领导和决策体系。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中国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资源，管制生产要素成本，发展对外开放是分不开的。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的决定就坚决而快速，这是印度应该学习的方面。但是长期来看，中国这种靠资源投入支持的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是需要探讨的。所以，短期中国会有优势，长期印度有优势，双方应取长补短。

　　《21世纪》：你认为中印的发展是仍然遵循着西方的模式，还是在探索自己的增长路径？

　　马凯硕：我认为答案是二者兼具。它们一方面借鉴西方自由、法治的智慧，不断强调经济开放、改革，以更好地参与到国际化的分工合作和激烈的竞争中。邓小平伟大的改革开放，强调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印度应借鉴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被“文化殖民”。事实上，他们在政治、文化上越来越强调其亚洲的特性。比如中国就一直强调走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关键是怎样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21世纪》：“中印共同体”（Chindia）这个概念曾经流行一时，而现在这个概念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你如何看待未来的中印双边关系？

　　马凯硕：我认为在未来中印关系会合作大于争端。中、印作为新兴经济体有很多共同利益。例如，气候谈判的合作。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印同意西方国家应承担更多减少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而不应将责任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外在WTO谈判上，中印也有合作。中印在减少西方农业补贴上也有相同利益，应加强合作。

　　亚洲的崛起存在悖论

　　《21世纪》：在亚洲东部和东南部的领土冲突是否会影响亚洲崛起的步伐？如果会的话，会在哪些方面有影响，这些影响怎样被消除？

　　马凯硕：首先，我不想将这些争端（dispute）称为“冲突”（conflict），因为冲突一般会跟武力战争联系起来。其实，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争端与异议（difference）。从世界范围来看，争端到处都有：比如美加之间、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关键是你如何掌控这些冲突。在亚洲，许多国家现在都会通过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以下简称 ICJ）解决。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中岩礁和南礁的归属有问题，就曾提交ICJ解决。所以我认为亚洲国家应当继续通过国际法庭的方式解决争端。

　　《21世纪》：你曾在《新亚洲半球》一书中说过亚洲正在经历“去西方化”的过程，而你也曾说亚洲的崛起得益于借鉴了西方的自由市场和法治建设，这是否矛盾？

　　马凯硕：我想说在英语里面有个词叫做“paradox”（悖论）。一方面，亚洲国家成功地借鉴了欧美的智慧；同

　　时，它们经历了非西化的现代化过程。我来举一个例子。最近在印度的一个州政府的选举中，一个年轻的政客通过向大家承诺给每人发免费的笔记本电脑而获得选举。这种竞选方式可以称其为西化的。但同时，这位年轻政客虽然可以说流利的英文，但在竞选时他用的是印度语。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一方面他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通过发电脑这一西方的竞选方式来拉选票，另一方面他使用印度语演讲以贴近群众。很多亚洲国家都有相似的例子。这两者并不矛盾。

　　《21世纪》：面对亚洲的崛起，你认为欧美将会如何回应？

　　马凯硕：我认为欧美仍未能明确提出长期应对亚洲崛起的策略，他们甚至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它们欢迎亚洲的经济崛起，因为它们也从中获益。我在《新亚洲半球》里提到过，如果将从上海到孟买的现代化经验复制到北非和中东，欧洲将极大获益。所以，欧洲应放下傲慢情绪，多学习亚洲经验。

　　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中印等亚洲国家崛起会使它们失去一些权力。我们看到当欧元区在主权危机上挣扎时，中国经济却以近9%，印度约8%，新加坡更是以15%的速度增长。当去年卡恩从IMF总裁的位子上卸任时，欧盟坚持推选另一个法国人接任。 “金砖五国”就此发表联合声明，敦促放弃IMF首脑必须来自欧洲的“过时的不成文规定”。这是欧美国家希望巩固他们过去权力的特征。我想说的是，类似的规则都会发生改变的，权力正在悄然向亚洲转移，未来欧洲和美国不会再在这些职位上垄断、世袭。

　　总之，如今的欧洲应该放下以前动辄布道和干涉亚洲的做派，转而向亚洲学习，然后欧洲在北非和中东不稳定的地缘政治梦魇才会开始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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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会形成亚洲共同体

　　《21世纪》：在你看来，亚洲真正的崛起会经历很长时间吗？

　　马凯硕：我认为亚洲已经崛起了。过不了几年，中国就会有最大的经济总量，印度成为第二，美国则退居第三。以前有人预测，这会在2050年发生，但是这件事却很有可能在2017年或2018年发生！这就是世界经济增长向亚洲转移的信号。另外，东盟会是亚洲崛起的主要力量。这点从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愿意参加巴厘岛举行的东盟峰会可以看出。但是崛起的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亚洲国家应当注意激化的政治紧张局势和处理好中产阶级的壮大。

　　《21世纪》：亚洲发展模式和欧盟、北美发展模式有哪些不同？未来会形成“亚洲共同体”（Asian Community）吗？

　　马凯硕： 我认为亚洲共同体会在未来形成。如果我们回溯历史，中国很早就与南亚各国有联系。所以在几千年前，一条有机、坚实的文化纽带就存在于亚洲各国之间。例如，中国从印度引入了佛教。由于西方殖民势力的侵入，这条传统文化的纽带曾被很大程度地削弱。但是随着西方霸权主义的终结，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有机的联系又重新被链接。不久后会形成新的亚洲社区。

　　有些学者过度强调了亚洲各国制度上的不同，但我认为他们忽略了亚洲文化的相似性。这个相似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了中国，之后又传到日本和韩国；中国先贤的言论著作影响了亚洲很多国家。各国家庭观念等的更深层次的传统观念也都相同。除文化外，社会、政治因素也会促成亚洲共同体，因为亚洲各国有共同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