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海外铀依赖

　　马思佳(Pascale Massot)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首尔核安全峰会的发言中曾强调，核能在保证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和几个月前温家宝在阿布扎比表达的观点相呼应——安全高效地发展核电，是解决未来能源供应的战略选择。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将广泛推广民用核计划。

　　但是，这一民用核计划或遭遇中国铀储量非常有限的现实，这会加剧未来中国对海外铀供应的依赖，而目前中国铀供应的海外依存度已经不低了。中国未来在保证安全发展民用核能方面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铀历史：从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

　　铀工业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最开始主要用于军事。1953年，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率先提出发展民用核能的主张。20世纪60年代，美国能源局禁止在国内反应堆中使用进口铀，并且大幅削减本土铀的出口价格。这期间，世界其他地区的铀供过于求。

　　当时，除美国外，加拿大和世界其他主要产铀国的生产商，都设法减轻美国政策的影响，试图改变全球铀市场格局。1972年6月，一个秘密的国际铀卡特尔组织正式成立，被称为铀研究协会，其活动包括约定价格、串通投标和分占市场。但1976年，这一组织在反垄断诉讼中解体。

　　由于冷战结束，可用的二次铀资源增加，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铀现货价格暴跌。加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影响，全球新建核电厂的热情不高，进而促使现货价格进一步下跌，产量也有所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1年，铀价格持续低迷，在每磅7～10美元之间波动。但自2001年起，铀价从历史低点反弹，并一直上升至2007年。历史上，铀价曾涨到每磅136美元的高点。在过去二十几年中，铀生产投资不足变得越来越明显。

　　从铀现货市场来看，从1980年到1994年的15年间，一直是买方市场，从1998年到2003年也是如此。但现在情况完全相反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铀并没有正规的交易场所。全球铀交易中只有不到15%是以现货方式进行的。

　　福岛核事故影响有限

　　福岛事故对全球铀市场也产生了负面影响。2011年2月至8月，现货指数下降了30%左右，现货价格从每磅72.63美元降至49.13美元。福岛地震和海啸发生五天后，中国国务院暂停审批新建核电项目,开始对正在运行和在建的所有核项目进行全面的安全审查。

　　中国公司也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作出了积极反应，试图通过重新谈判来完成尚未确定的投资计划。2011年5月初，中国广东核电集团（CGNPC，下称“中广核”)撤回了一项价值高达12.4亿美元的试图收购卡拉哈里（Kalahari）矿业有限公司控股权的报价。双方在2011年秋季重新谈判，最终在2012年2月以近10亿美元的价格达成协议。

　　然而最终大多数分析家认为福岛核事故对铀市场的影响有限。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认为铀价格指数相比2007年的泡沫时期有所下降，但仍比2008年的低谷要高，并且认为未来20年铀需求将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该银行预计2013年铀价格将为每磅80美元。

　　全球铀市场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型期，这也有力地支撑了铀价上涨。目前全球铀产量能够满足全球75%的需求，其余部分靠释放军事储备中的铀资源来满足，但这一储备资源正迅速减少。事实上，美俄高度浓缩铀采购协议将在2013年终止，该计划曾将俄罗斯核武器中剩余高度浓缩铀转化成美国商用电力核反应堆的燃料。

　　目前在全球铀市场中，国家间关系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中国对投资中亚邻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就会感觉更舒服，因为这些国家之间已经建立起了长期而稳固的关系，而欧洲铀进口国可能在和非洲出口国打交道上更有经验。既然目前全球铀市场仍没有其他商品市场透明，政府参与程度又较深，那么铀市场就会仍然受到历史双边关系或地区政治的影响。

　　更加依赖铀进口将不可避免

　　2007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将2020年核电上网容量的目标设定为40吉瓦，而在2009年，这一目标被修订为60吉～70吉瓦。根据世界核能协会（WNA）的数据，中国目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有15座，在建26座，未来15年计划修建或处于规划阶段的有171座。中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钱智民表示，到2020年核电可以贡献中国7%～8%的能源需求，这一比例高于5%的政府官方目标。

　　中国已探明的铀资源较为匮乏。WNA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探明的可开采铀资源仅有6.8万吨，不足世界总量的1%。另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2010年中国铀产量仅为827吨，而2011年中国铀消耗量却达到4400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更加依赖铀进口。

　　中国铀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即同时开发国内（包括发展先进核电系统或替代性核电来节省燃料）和国际（通过跨国收购、投资和长期合同）两种资源。2020年中国的天然铀供应局面将会是：1/3来自国内生产，1/3来自从国外供应商的直接采购，1/3来自中国在海外持有的铀矿的生产。

　　作为“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正逐步从海外获取铀资源。中国在尼日尔和哈萨克斯坦的铀矿都有开采权益，并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蒙古、纳米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津巴布韦等地进行投资，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口铀。从多方面看，中国在铁矿石和铜市场的影响并未出现在铀市场上。中国才刚刚参与铀市场，因此中国可以从处理其他高度依赖进口的商品事务中吸取经验。

　　国际化挑战重重

　　但中国公司在实现铀资源供应国际化方面也面临不少挑战，例如缺乏管理国际铀矿开采公司的经验、对国外有关法律和政策的不了解、缺乏应对铀资源国的政治风险的经验等。

　　2009年，全球6家最大的铀矿公司已占据了77%的全球市场份额——阿海珐（Areva）占17%、卡梅科（Cameco）占16%、力拓（Rio Tinto）占16%、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Kazatoprom）占13%、ARMZ/Rosatum占9%、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占6%。

　　在政治风险方面，除了腐败和资源国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外，铀资源国大多位于中亚和非洲地区，中国必须能够应对可能发生的外交紧张局势。鉴于对未来几年全球铀市场供不应求的预测，被认为是中国最可靠的中亚铀市场也将充满竞争。俄罗斯、韩国和日本在中亚大量购买铀，印度和伊朗也有意增加从中亚的进口量。面对如此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需要采取灵巧的外交政策以在多个卖方市场实现进口利益最大化。

　　另外一种政治风险源于中国与资源出口国的国内舆论，例如澳大利亚对国内外发展核电的缄默态度已经对该国的铀出口能力产生了影响。因此，当计划在国外投资铀矿时，中国企业需要成功地把握公众对其行为的认识和看法。

　　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在世界铀产量大国中，加拿大生产的铀质量最高。事实上，只有加拿大拥有大量的铀含量在1%～20%之间的矿石。预计加拿大铀产量将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到2016年达到1.53万吨。

　　加拿大总理于2012年2月访华，和中方签署了两国开展核合作的修订议定书，旨在允许加拿大向中国出口铀浓缩物。这对于中国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能源供给渠道多元化来说是重大的消息。加拿大从此也可以直接向中国出口铀燃料，之前这一交易在加拿大是被禁止的。

　　中国拥有两处CANDU（加拿大原子能公司）反应堆，并正考虑再建几组。中国目前能从9座轻水反应堆中进行燃料回收。CANDU反应堆还可以以钍为燃料，因此中国一直和加拿大研发钍燃料回收体系。钍在中国的储藏量比较丰富，开采成本较低，产生的污染也较少。如果开发成功，将提升中国能源安全水平。

　　各国目前正在商议建立一个意在协调全球铀浓缩活动的合作机制。这一机制将有助于在全球层面增强对浓缩燃料的跟踪，方便全球市场中浓缩燃料的协调。核问题专家还一起呼吁建立一个国际铀浓缩银行，从而一方面保障各国有渠道获得浓缩铀，另一方面防止一些国家独立建设自己的浓缩铀核设施。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层面上，中国有机会担当领导角色。事实上，中国可以积极提供核安全援助，专心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完善核安全基础设施，以及提高核安全的技术标准。

　　在首尔核安全峰会上，各国在协调安全标准问题上碰到不少困难，但中国已经表明有意愿和其他发达国家在此领域展开合作。这些年来中国在核安全领域已经做出相当大的努力。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也是全球加强核安全的努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中国目前已经是IAEA中的一个成熟的会员国，并致力于防止国际核扩散，在民用核技术上和法国阿海珐能源公司、加拿大原子能公司以及美国西屋电气等公司进行了合作，同时还参与了相关的国际治理框架。但是这种国际合作更多地需要在多边层面开展，特别是资源采购和核安全等方面的对话。

　　中国的能源需求正高速增长，以至于民用核项目的并行发展不可避免。（本文选摘自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第49期，作者系第一财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