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利率市场化变迁

　　陈植

　　在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主办的“2012年两岸三地金融发展与合作高峰论坛”上，台湾中华票券金融公司董事长吴正庆一度被与会代表团团围住，只因他与他管理的中华票券公司见证了台湾地区利率市场化的艰辛变革。

　　相比同期美国为了摆脱《1933年银行法》“Q条例”约束，采取推出一款自由利率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s）推动银行业利率市场化，受制于台湾大型银行不愿损失3-4%存贷利差而对利率市场化暗中排斥，台湾地区金融监管部门只能另辟蹊径，从1976年起连续要求三大公有银行分别成立三家专业票券公司，建立“自由利率”的货币市场。

　　中华票券公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然而，其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征途却不轻松。

　　1975年，台湾地区允许存款利率在原《银行法》设定的最高限内自由浮动，贷款利率则由银行公会商定并报主管机关核定，令存贷款利率“有所松动”，但台湾大型银行考虑到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偏高，不愿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高息贷款额度。

　　面对台湾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窘境，台湾三大票券公司干脆让中小企业在货币市场发行“自由利率”的中短期融资票据，以此撬动利率市场化。

　　庆幸的是，台湾大型银行发现利率市场化并没有想象的“如狼似虎般可怕”，一方面基于台湾存贷利率“松动”初期，受到货币市场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偏高的推动，银行存贷款利差反而有所扩大，随后才慢慢收窄；另一方面美国银行业针对利率市场化研发大量对冲利率风险的金融衍生创新品种，让台湾地区银行“拿来”应对了利差收窄的经营冲击。

　　然而，台湾大型银行“完全”认可利率市场化仍足足用了近十年。

　　1985年，台湾地区各银行陆续建立“倾向由市场定价”的贷款制度，要求将最高信用等级企业客户短期贷款利率，设定为贷款基准利率上下浮动，不再由银行公会商定；两年后进一步要求放宽贷款利率上限与下限之间的幅度（短期为4%，中长期为4.25%）。

　　吴正庆对此解释说，多数银行发现利率市场化并没有对银行业经营绩效带来多大负面冲击后，台湾地区大型银行也对此转变了态度。

　　数据显示，1980年代美国推进利率市场化以来，美国多数净息差变化相对平稳，1980-1986年期间始终徘徊在3.8%附近，1990年以后超过了4%。

　　究其原因，是美国银行业预见到利率市场化会压缩存贷款利差，没有将所有客户存款投向贷款类别，转而投向收益率更高、风险系数更低的债券或其他金融品种。银行资金转向投资，进一步拓展了涉及金融投资的衍生品工具的创新发展。

　　1989年，台湾真正迎来利率市场化时代——新《银行法》的出台彻底废除了台湾地区主管机关核定利率上、下限的硬性规定。

　　数据显示，在1985年台湾银行业自行设定贷款浮动区间后的5年间，台湾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年平均增速反而比整个1980年代高出4.6%。

　　利率市场化是把双刃剑。台湾推动利率市场化期间，一些台湾当地信用合作机构趁着大型银行冷眼旁观而大举推广低贷款利率的信贷融资业务，最终造成经营困难，甚至破产。

　　前述论坛间隙，吴正庆告诉记者，大陆地区推进利率市场化的现状和当初台湾地区相当类似，一方面是现行利率政策按照中央银行决定，大型银行未必愿意失去存贷款既得利差收益，另一方面是大陆地区很多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已悄悄通过地下金融，纷纷按照“市场决定的利率”融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曾指出，大陆地区要利率市场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在欧美成熟的金融市场，有三大标准衡量利率市场化是否成功：具有市场化运作的基准利率，如伦敦金融市场的LIBOR（美元同期拆价利率），它能与金融市场其他金融产品利率紧密联系并产生决定性影响；建立多样化的利率品种并形成完整的收益率曲线，长短期利率动态联动变化；利率体系能够有效率地传导国家宏观政策操作。

　　不过，在部分金融机构看来，大陆地区构建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暗藏商机。

　　一位台湾金融机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近期台湾金融机构迫切要求台湾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在当地银行对外投资类别，添加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的投资许可。

　　“这些机构的贷款利率设定已相当接近市场化定价，他们可以借助台湾以往利率市场化经验与对冲工具，在大陆拓展中小企业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商机。”该人士称，多数台湾金融机构已开始认真考虑在大陆设立上述小额贷款公司，其中的重要考量是比较大陆地区各个城市的招商引资政策，是否允许台资银行或台湾金融机构以全资发起形式设立小额贷款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