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非发展基金总裁迟建新： 如果孤零零一个企业走出去，就失去了比较优势

　　林岭东 刘玉海

　　今年是中非发展基金设立5周年。

　　在2006年11月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中国对非务实合作8项政策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支持中国企业开展对非合作、开拓非洲市场设立专项资金。中非发展基金由此诞生，并被认为弥补了传统模式下无偿援助和贷款之间的空白，在不加重非洲国家债务负担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这5年，基金在非洲开展了哪些投资实践？其对推进中非合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怎么看待中国对非投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报就此在京专访了中非发展基金总裁迟建新先生。

　　5年带动对非投资过百亿美元

　　《21世纪》：中非发展基金成立已有5年，您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对非投资以及中非关系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迟建新：通过5年的投资运营，中非发展基金不仅直接践行了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提出的“鼓励和支持更多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去投资”的战略目标，而且实现并超出了预期目标。成立5年来，中非发展基金跟踪分析了几百个投资项目，实际正式决策投资近60个项目，分布在非洲30多个国家，可带动对非投资超过100亿美元。我们投资的项目主要是中国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水泥、玻璃等建材加工项目，棉花种植加工等农业项目，汽车家电等制造业项目，以及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矿业等基础原料领域。

　　中非发展基金在中国对非投资方面起到了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或者说是对非投资合作的平台。在非洲发现了投资机会并愿意去那里投资的企业，中非发展基金会帮助他们分析投资机会，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做其他的融资安排；对一些有对非投资意向、但不愿独立承担风险的企业，或者他们希望中非发展基金在非洲帮他们做一些协调、沟通和在非企业的管理工作，中非发展基金也愿意与他们合作。有些企业逐渐对非洲有兴趣，但他并不了解非洲，也希望中非发展基金把非洲适合他们投资的企业介绍给他们，我们也帮助他们对接、运作一些项目。

　　另外，随着中非发展基金业务的开展、影响的扩大，非洲一些国家对我们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他们也愿意把一些他们希望中国企业投资的项目介绍给我们，让我们帮助寻找中国的合作伙伴。中非发展基金在这方面最大的优势是投资的领域很广，可以找中国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企业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

　　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很大，对外投资也在逐年增加，但对外投资的增加，除了需要有资金以外，必须有人才——有国际化投资经验的人、有懂得跨国公司管理的人。这些人才中国现在还远远不够。中非发展基金在非洲的投资可以为国家培养一部分这样的人才来参与国际竞争——虽然我们是对非洲投资，但是在非洲市场上存在着激烈的跨国公司竞争，可以培养锻炼我们国际投资人才。

　　中非基金的设立和这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在中非论坛框架下提出设立中非发展基金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市场化募资在曲折中前行

　　《21世纪》：中非发展基金一期投资已经完成，二期增资正在推动，后续还有资金募集需求，募集方式跟第一期会不会有所不同？

　　迟建新：如果可能，我们当然希望基金的资金规模能通过后续募资不断扩大，撬动更多中国企业赴非投资，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目前，我们正在推进二期增资，但考虑到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一些特点，完全化市场募集遇到一些实际困难：一是对非投资周期长。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往往是中长线投资，所以一期投资项目大部分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二是中国的企业和投资人对非洲市场还不是特别了解，担心市场风险；三是中国机构投资者更愿意自己主导投资而不习惯把钱交给别人管理；四是中非发展基金作为我国目前第一只也是唯一一只专业对非股权投资基金，各方面都是首创，大家还是有些观望态度。因此使得中非发展基金在一期投完以后的二期募集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一期的成功实践为二期增资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各方面都很支持，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而且，我们投资的一些项目也进入了收获期，比如说我们投资的加纳电厂是与深圳能源集团合作的，2008年开始投资，2010年底投产，20万千瓦发电能力，发电正常，达到了预期目标，现金流各方面都非常好。另外，我们和招商局合作收购的一个项目——尼日利亚TICT港口项目，运行也非常好。

　　《21世纪》：三期会坚持市场化募资的方向吗？

　　迟建新：因为二期增资正在推进，三期怎么做，我们还正在探讨研究当中。我们希望通过一期、二期的运作，实现一定的市场业绩，能够吸引市场化的投资者。但目前只是一些初步设想。

　　《21世纪》：中非基金有没有可能变成母子基金制，子基金定向投资某个领域，以此来吸引市场化出资者？

　　迟建新：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探讨。我们一方面直接投资项目，一方面通过我们的投资做子基金，通过子基金市场化的运作、管理再去募集资金，现在已经有一些投资人表现出兴趣。

　　《21世纪》：中非基金是通过分红还是通过转让股份或者其他途径来获利？

　　迟建新：我们在投资项目时，一般都安排投资退出的通道，最终要通过资本运作、转让股份来实现基金的退出和价值增值。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企业会有一些分红，我们也有一些短期收益。

　　《21世纪》：非洲资本市场并不发达，能有哪些退出途径？

　　迟建新：非洲资本市场确实有待完善，所以，我们在做投资结构安排的时候会有一些设计，比如可以设计在中国国内上市、在香港上市或其他发达的资本市场上市。当然，也考虑将来非洲资本市场发达了以后在当地上市——有些非洲国家资本市场运行得也比较好，比如南非的证券交易所。同时，也有一些交易结构是我们把股份转让给其他投资人。比如我们做的一些项目，现阶段还在培育期，企业可能不愿意投，有好的现金流后，他们自然愿意投，我们就可转让。另外，当项目发展成熟，大股东希望回购股份，我们也可以转让。

　　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

　　《21世纪》：中非发展基金非常强调市场化运作，但其本身就是中国对非战略中的一环，政府会不会把中非基金当做一个政策工具，有些项目指定中非基金投资，而不考虑回报问题？

　　迟建新：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当初设立中非基金的时候，就要求基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市场化运作，是市场化原则运行的一个投资基金。应该说，中非基金是国家深化对非投资合作的重要举措，专注于对非投资就是其最大的政策性特征。除此之外，在运作模式方面都是遵循市场化原则的。

　　《21世纪》：也就是说，基金投资的项目都是双方从市场化思维考虑，认为可以投才投？

　　迟建新：对。现在已经有些企业觉得我们投资的条件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考虑是，相对于对非合作、对非投资来说，即使未来50亿美元都到位也远远不够用，所以，在项目选择上，我们会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符合我们投资标准要求的项目，而不是有什么项目就去投什么项目。这方面我们设计的结构是比较完善的。而且从现在我们与合作伙伴在交往中，他们认为中非基金通过近五年的运作，培养起来的这支团队是非常优秀的。中非基金现在有100多人的团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专业化对非投资团队。

　　《21世纪》：中国过去对非投资主要是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现在像中非基金这种市场化运作方式，非洲“兄弟”会不会难以接受——比如跟过去相比，他们可能会觉得中国现在不够义气、伤感情？

　　迟建新：恰恰相反，他们非常欢迎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有几个好处：第一，传统的援助都是援助卫生、教育、公共设施等社会事业项目，生产型的项目比较少；第二，和优惠贷款相比，直接投资不会增加债务负担，比如一些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对它们的优惠贷款额度都有一定的限制，对他们的优惠贷款使用条件都有要求和约束。现在很多非洲国家通过优惠贷款进一步发展逐渐受到约束，而直接投资由我们自己承担风险，并不需要他担保什么，他只要给我们一些投资便利条件，吸引我们到当地投资建厂、兴业发展，对当地而言没有任何负担，还能为当地解决就业、带来技术、带来工业发展、带来税收，有些企业还能带来出口创汇。所以，我有个观点：中国应逐渐把传统的对非优惠贷款支持转变成直接投资支持。这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效果会更好一些，对巩固和深化中非传统合作也更稳固一些。

　　如果孤零零一个企业走出去， 就失去了比较优势

　　希望推动中国企业集群化走出去

　　《21世纪》：国开行作为中非基金目前唯一股东，就投资团队的经验来说，对基建投资、开发项目可能会更熟悉一些，而中国的优势产业大部分是纺织、服装、家电，去非洲投资设厂的概率会大一点，中非发展基金的投资经验会不会遇到挑战？

　　迟建新：应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首先，我要强调一点，国开行不仅在国内的“两基一支”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经过几年发展，在国际业务方面已经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在国际业务方面实力也非常雄厚。此外，中非发展基金将近90%的人都是市场化招聘的专业人才，团队专业实力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

　　至于你说到的轻工纺织，应该说中国有优势，但这些企业往往规模不够大，风险承受能力弱，他们在中国即使竞争压力非常大、利润非常低，也不大愿意出去投资。现在，逐渐有些企业开始意识到，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产业升级，有必要到非洲去做些投资。我们也正在鼓励和帮助这些企业走出去，但还需要国家的政策扶持。另外，我们觉得这些企业集群化走出去比较好，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如果能一起走出去，配套比较齐全，就容易发展，如果孤零零一个企业出去，所有配套还得靠进口，成本相应提高，也就失去了比较优势。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今年想在这方面和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21世纪》：除了基建行业或者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个别企业之外，现在中国去非洲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在国内没有市场地位的企业，我感觉在国内有市场地位的企业还觉得没有到要去非洲投资的那种程度。

　　迟建新：这确实反映了当前国内企业走出去，特别是赴非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在国内市场情况比较好的、竞争力比较强的企业，走出去投资的动力反而较弱。

　　实际上，中国在非洲最活跃的企业是贸易和施工企业。其中，工程企业在工程承包过程中，慢慢了解当地市场，逐渐发现了一些好的投资机会，他们也愿意投资。但往往投资的目的还是配合其主业——工程承包。最近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企业非主业的投资要慎重。这对一些工程和贸易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会产生一定影响。

　　当然，基础设施的缺乏是中国企业到非洲最大的障碍之一。我们这几年也在探讨能不能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基础设施的水平，但现在看来，难度很大。因为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大，周期就更长，不可控因素太多。民营企业也很难去投资。包括非盟、非洲发展银行也都在推动非洲交通通讯的互联互通工程——他们也看到，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改善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将受到很大的制约。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发展这些项目。

　　推动对非投资符合国家战略

　　《21世纪》：中国制造业在国内面临着成本上升、产业升级的压力，在国外，一些出口产品面临配额限制，但是，非洲真的可以成为承载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新的生产基地吗？

　　迟建新：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产业转移规律来讲，肯定是由技术先进的国家向技术落后的国家转移，形成一个产业梯度、技术梯度。现在中国向欧洲转移制造业不太可能，是欧洲产业往中国转移；同时，现在中央讲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以后原来的生产能力必须要消化，往哪消化？非洲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地区之一。而且，随着这些国家劳动力素质的逐渐提高、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它会在这方面逐渐体现出竞争力。对中国来说，如果想避开欧美的一些贸易壁垒、配额限制，非洲肯定是比较好的选择，但这需要国家的一些政策支持。

　　《21世纪》：不过，我们国家需要考虑的是，自己还有中西部地区，是鼓励产业往中西部地区转移呢还是往东南亚、非洲转移？

　　迟建新：对。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提前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沿——按理说，中国不应该这么早就站到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沿，因为我们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思想没有准备好、人才储备没有准备好等。所以，现在我们有点疲于应付。比如，到底是吸引外资还是对外投资？外资怎么引？对外投资怎么投？很多时候还还在探索过程中。地方政府都希望外面的资金引进来，不希望自己的资金跑出去。其实，中央对此已经有了一个十分科学的判断，这就是“十二五”规划里提到的，我们已经到了从以出口和吸引外资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了出口和进口、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阶段。大力推进对非投资，服务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题主线，完全符合中央所倡导的方向。

　　《21世纪》：除了中国作为投资人需要厘清角色之外，非洲自身也还要弄清楚它的战略：非洲在全球化里面扮演什么角色？给自己生产还是给别人生产？还要具备哪些条件？工业化道路、产业政策、对外开放程度需要什么样的政策？

　　迟建新：确实现在非洲很多国家本身经济上的独立性还受到一些制约，它的发展方向到底是什么、规划是什么也不是太清晰。现在国开行也在帮非洲国家做发展规划咨询，试图把这个脉络能够理清楚。

　　当然，非洲国家非常愿意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很多非洲国家，他们都提到深圳、深圳模式、深圳速度，都知道30年前深圳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已发展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都想学习。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同，非洲国家如果完全照搬中国模式也很难，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另外，我们国家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产业集群效应有很大的政府支持在里边，集中政府和社会资源一心发展是我们的体制优势，但非洲国家与我们的行政机制差异较大，动员政府和社会资源受到一定的约束。现在我们在非洲投资的一些开发区，很多都是企业化运作，政府对这些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实际上还不尽人意，不像我们对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有的给了些优惠一时很难落实，有的政策受行政机制约束而不愿意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