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我们究竟知道多少?

　　赵敏渊

　　“政企分开”最近又成为热词。在今年3月份国资委召开了央企开展管理提升活动视频会议，117家央企领导悉数全来，国资委主任王勇对央企的严峻经营形势忧心忡忡。因为第一季度，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出现大幅度下降，过去强劲的盈利能力似乎进入一个“拐点”，国企的竞争力问题再度进入人们视野。

　　美国经济的持续低迷，欧元区的持续危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年初《经济学人》对国家资本主义的专题报道，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1980年代英国的私有化浪潮到90年代中国的国企改革到近几年欧美国家对大企业大金融机构的注资救市，政府到底能够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原先似乎清晰的概念重新被质疑。

　　政企真能分得开吗？

　　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是20年前中学课本上的 东西，记得还有一个相关的说法是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又做球员，听上去非常有道理。如果政企不分，企业有政府做靠山就不会努力提高效率，政府也会因在企业中的利益而有失公平，影响监管力度。

　　但产权明晰了，真的就能做到政企分开吗？首先，政府的作用跟比赛场上的裁判不同。比赛的规则是事先制定好的，是众所皆知的，是十几年不变的。换句话说，一个好的裁判就是要公正客观，按规则办事（否则观众会闹，因为观众也知道规则）。但经济的发展是在变化中的，由此“政企”中的那个“政”也必须因势利导随时调整，包括修改产业政策、劳工政策、反垄断法，如此等等。而规则一旦有变化的余地，企业就会参与进来，以各种方式影响规则的制定，无论政企是否在所有权上有关联。与此相关的概念是产业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即在国家支持和积极干预下的市场经济。如果有产业政策，那么自会有企业通过各种手段来成为政策的“宠儿”，没有国企，也会有其他企业争坐“体制内”的位置。所以一旦政府进入球场，无论是做球员还是做裁判，就会有利益倾斜和资源分配的问题。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没有政府做球员的行业里，制度绑架或监管绑架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的糖业进口配额和转基因食品的审批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为了维护少数大农场主的利益——最具代表性的是北方农业州的American Crystal Sugar 和南方的The Fanjul Brothers——美国长期对糖实行严格的进口配额限制。其结果就是高昂的糖价把下游的食品制造业赶到了加拿大，墨西哥等周边国家，给相关行业造成的就业损失远远大于拯救的那几个蔗农的工作机会。（况且大多数在美国工作的蔗农都是来自中美洲的季节工。）高昂的糖价还促使食品制造商用浓缩玉米糖浆代替蔗糖，有人把这称为消费者健康的定时炸弹。American Crystal Sugar和Fanjul Brothers都不是国企，但是他们利用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利益交换，为自己在国会争得了长期稳定的利益。

　　除了游说和竞选资助，企业还会通过第三方来影响政府的监管力度。最近的一篇哈佛商学院的论文（by Shon R.Hiatt and Sangchan Park）指出，美国农业部对转基因种子的审批往往受到第三方利益集团的影响。Monsanto等种子公司可以通过联络各种农业协会来给农业部施加压力，从而加快审批程序，增加审批通过的几率。

　　所以，只要政企的利益是相关的，政企就不会完全分开。而因为所有制而带来的预算软约束，too big to fail等问题，都是政企分开无法解决的。不相信的只需看看过去几年世界各国对银行的注资以及对石油行业的补助。在某种程度上，政企在所有权上的关联反而是在明里的东西，更容易被监督。回到裁判和球员这个比方，裁判和球员是不是亲戚不是本质问题，不是亲戚的也很快会因利益而达成默契。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让规则的制定更加透明，让所有观众都有目共睹，减少钱权交易的可能性。

　　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我们究竟知道多少?

　　“抓大放小”是荒谬的

　　据UNCTAD的最新报告，在2010年全球最大的20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中，49家有政府背景（政府拥有10%以上的股权），其中有29家来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是国有控股）。很多人认为政府的支持是这些“新兴跨国公司”能够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更以此为由要求本国政府增加支持力度。尽管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指出政府干预对企业长期发展不利，但政府支持就像挂在树上的香馍馍，短期内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难怪让人眼馋。

　　那么国企的利润下降，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得看利润的来源以及企业的对策。如果原本的利润是来自企业的竞争优势，那么利润下滑会促使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甚至退出处于竞争劣势的领域。利润的下滑也可能是同行竞争加剧的结果，最后的赢家是消费者，所以未必是坏事。但是如果原本的利润是来自政策的倾斜，那么利润下滑会促使企业集中力量去争取更大的政策支持，一个例子就是在中国进入WTO后各行业国企面对外来竞争时的迅速兼并重组。在一个政策环境起决定作用的行业，比如说房地产，经营者面对利润下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造出更漂亮更结实的房子，而是如何去游说政府托市。这不是国企的特有的：只要政府能够不受监督地改变游戏规则，那么任何受规则影响的球员都会想办法与裁判达成“共识”。

　　我们关心国企的利润，不光是因为国企自身的应对，更重要的是国企的应对方式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层面的资源分配和运行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抓大放小”这个概念本来就是谬误的。政府一旦抓大，那么就没有办法做到放小，因为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抓大”必然会改变中小企业和相关产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市场准入、定价权、人力资源流向，以及投资意愿等。如果因为国企利润下滑政府决定在后面推一把，那么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消费者，都有理由对国企的利润下滑表示担心。更重要的是，政策倾斜混乱了企业经营的绩效指标。央企无论做得多出色，大家都把这归因于政府支持；小企业无论经营得多糟糕，埋怨的都是这“体制外”的环境。我无意评价央企的效率或小企业的经营，但评价体系的混乱势必影响竞争的后劲。

　　诚然，抓大放小和产业政策可以让国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利用，稳定经济基础，快速发展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前提是政府比市场更有前瞻性，更能看清大局势大方向。这一点在成熟的产业中是可以做到的。日韩在七八十年代发展汽车制造业的时候，大目标清楚地放在那儿，需要的只是加大油门赶上去而已。但是对于那些新兴产业，那些下一步在哪里都还无人知晓的领域，集中资源赌一把就真的就是，赌一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