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开启"第二幕"

　　

　　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已从美国的单极集中型，开始转向新兴经济体和资源国崛起的多极化结构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崛起，世界力量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加速。美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及其主导的美元体制、欧洲整合模式及其支撑的地区单一货币(欧元)体制，乃至以“日本制造”为支柱的“日本式经营模式”受到怀疑。

　　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形态更趋多元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呈现“全球化也不一定必然是美国化”的新情势。全球市场发展的趋势和属性，将决定未来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

　　全球化的“第一幕”与“第二幕”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迎来了划时代的转换期。这也为美国确立冷战后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不容忽视的是，冷战终结在促进苏东国家集体走向市场经济道路，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也极大地释放了第三世界争取发展、追求和平的巨大势能，从而刺激资本主义阵营开放市场，展开全球投资和贸易，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掀起全球大竞争浪潮。

　　一度在美国庇护下蓄积了经济实力的日欧等“次级资本主义国家”浮出水面，开始要求更大的政治权力，寻求与美国对等地位，追求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权，进一步助推了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使全球化被赋予具有时代特征的“全球大竞争”属性。

　　全球大竞争令美国难以依据“华盛顿共识”正面且明确地提出构建“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构想，不得不结合企业活动的全球化，提出以构筑“21世纪世界经济秩序”的方式，表现全球化的“美国化”。企业活动的全球化在90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深化，扩展为一种全球浪潮。信息技术革命实现了全球信息、商业交易的同时化，加速了全球化进程。特别是，金融交易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瞬间完成，使巨额资金的国际移动活跃，全球金融市场相互联动，金融机构彼此渗透，跨国金融产业快速发展，增添了世界经济的活力，同时也给国际短期资金跨境移动提供了便利。

　　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在带来世界经济活力的同时，也成为扰乱各国金融制度、外汇汇率稳定的重要因素，以至于在冷战结束后的短短20年内，引发了多起货币、金融危机。

　　一度丢掉霸主地位的美国经济凭借IT革命卷土重来，企图借此在全球普及美国标准，构建开放的自由竞争型市场经济模式，通过将世界经济新秩序冠以“全球化”并等同于“美国化”，重新构筑美国经济霸权地位。但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无疑对这种“Pax AmericanaⅡ”构成了现实的打击，全球治理模式酝酿新调整。

　　在冷战结束近20年之际，美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震源，以霸权主义者姿态在全球强行推行新秩序已不再可能，国际协调型的世界经济秩序成为各国共同的追求。全球化“第二幕”开启了。

　　在21世纪型的全球化“第二幕”中，全球化已发生本质性变化。从基本结构上看，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已从美国的单极集中型，开始转向新兴经济体和资源国崛起的多极化结构；从国家形态模式上看，“市场主义=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定式不再成立，“市场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和平稳定”也趋明显；从国际政策协调框架上看，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构下的G7实现了到G8的转型，在21世纪的全球化“第二幕”时代，G8以及G7财长会议机制明显表现出“功能不全”，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后，“华盛顿共识”下的“美国化”，以及美国主导的主要发达国家共治机制已不能适应新兴大国、发展中国家乃至第三世界广泛参与的全球化的新时代，“G20框架”、“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公约签约国大会”机制(COP)，以及“核安全峰会”(Nuclear Security Summit)机制、“金砖五国首脑会议”，乃至多种地区合作框架等上升为影响全球新秩序的主要舞台，日趋发挥主导作用；从全球金融市场的中介主体看，传统的对冲基金势力弱化，新兴的国家主权基金规模和能力上升，世界资金从新兴IT产业和住宅产业，转向石油、粮食、矿物质等国际商品市场，国际货币体制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储备货币结构多元化呼声更为高涨。

　　金融市场全球化与金融危机

　　

　　冷战结束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名副其实的超全球化。大规模交易可通过互联网瞬间完成，全球金融市场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短期资金的国际移动急剧增加，按年计算，世界外汇市场的年交易额约为世界贸易总额的近70倍。外汇交易的大部分业务属于两国间利差和汇率变动的套利交易，即短期资金流动。随着对冲基金等投机规模扩大，信用交易风险日益增强。各国政府及IMF等国际机构如何监督、治理成为全球性课题。

　　如果说上世纪末出现的东亚金融危机是“对冲基金”等外汇投机商对金融基本功能尚未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大规模投机活动所诱发的，那么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高度成熟下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体制落后于时代的“体制失衡”的结果。

　　美国金融危机使全球股票、住宅等资产价值缩水，全球消费市场急剧萎缩，工矿生产停滞，企业倒闭，失业剧增，世界经济陷入螺旋型紧缩困境，为二战后罕见的衰退。但是，在美国危机中所受的最大打击不只是经济，不只是美元地位，还有美国在全球道义上的领导地位。

　　回顾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每一次金融危机总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而今，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也将在某种意义上宣告“美国主导世界道义的时代终结”。

　　金融危机后，一向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发达国家七国(G7)财长会议”功能退化，包括新兴经济体和主要发达国家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升为推进改革、启动复苏、主导世界秩序的核心机制，标志着国际政治力学关系出现结构性新变化。

　　冷战终结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崛起，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东亚各新兴经济体全面发展，世界经济呈现群雄并起局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引发世界经济的力量结构急剧变化。首先，新兴经济体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扮演“世界工厂”角色，意味着自产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掌控的世界产业格局重心开始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亚太地区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地区产业网络，大规模的跨境“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促进全球化进一步深化。

　　其次，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贸易盈余国，开始扮演全球资金的主要供给方，改变了二战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资金的供给结构。同时，新兴经济体资源需求上升，推动国际资源价格体系变革，冲击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价格体系，导致“非资源国”财富向“资源国”转移。

　　第三，新兴经济体经济崛起，瓦解了“市场经济=民主主义”的美国逻辑，反映了“华盛顿共识”的谬误。冷战结束后，美国自恃赢得了意识形态博弈的胜利，认为只要在全球推进“市场经济”，促进“中产阶级”大发展，必然带来“全球民主主义”。但进入21世纪，资源国靠资源价格上涨积累了巨额财富，“民主主义”并没有同步跟进，反而形成了“非民主化的高增长型资本主义”。尤其是，中南美产油国不仅没有形成“积极的民主主义进程”，在伊拉克战争背景下，形成了强烈的反美势力，积极推进油气资源国有化，搞“经济国家主义”，走出了“市场经济≠民主”的新道。迄今，全球油气资源的近70%被国有化。而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等产油国主张的“石油交易非美元化”，对美元霸权构成直接挑战。新兴经济体主导的非民主型经济崛起，在政治力量上，推动世界格局走向多极时代。

　　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走向

　　

　　面对G20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奥巴马政府连续出台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着重在制定金融监督政策中，通过维护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确保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打击最小化的“宏观信用秩序稳定”，突出美联储对金融系统的监管权限，构建国际协调型金融监管体制。其终极目标是捍卫“超国家的美元”地位。

　　奥巴马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从“预防危机”和“管理危机”两方面强调整体监管意义。从监管理念看，既要重视金融机构的“行为失衡”，也要重视金融交易衍生的金融系统的“结构失衡”，从金融系统失衡对实体经济影响角度，综合考虑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改革方案赋予美联储可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高度一元化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的权限，以维护美元的“超越美国”地位，从而使那些“综合金融集团”及其“衍生商品”，乃至国际路径纳入美联储视野，强化美联储的“美元守护神”地位。

　　在美国推出金融监管方案的同时，欧盟也推出了重视央行金融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方案。如，欧盟的改革方案决定由欧洲央行主导各国央行联合成立“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ESRB)，对欧洲整体金融风险实施监视；而欧洲各国的央行则统一组成“欧洲金融监督体系”(ESFS)，实施区域联合监管。央行主导金融监管渐成国际潮流。

　　在此趋势下，如何在国际秩序的层次上，协调各国金融政策和监管政策，不仅将关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必将对国际货币体制及其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货币制度的重建和维护汇率稳定，是国际经济交易不可缺少的条件。欧元堪称与美元相匹敌的国际枢纽货币，但欧洲整合模式及其金融与财政相分离的欧元制度，形成了“一个货币，多种国债”的内在矛盾。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暴露了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弱点。尽管日元国际化取得了积极进展，如2002年起日本对亚洲出口中，日元比例超过美元；2004年4月以后，直至2010年4月，日本政府实现了连续6年未动用一分钱干预外汇市场的业绩，但东京市场的相对封闭、日本特有的重商主义，以及日本社会的高成本、政策法律制度中的无形屏障等，不仅导致日本的国债难以实现国际化、日本的进口难以扩张日元结算化，面对欧美巨大的市场，日本对欧美的贸易更难实现日元化。日元国际化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在这种货币格局下，金融危机后三极货币体制依然难以形成。

　　无论是挑战美元，还是取代美元，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制，都无法回避更加公正的、合理的、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全球市场及其规则的构建。

　　全球市场发展的趋势和属性，将决定未来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任何依据强权政治的贸易保护主义、货币单边主义，以及金融霸权主义都很难继续主导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方向。而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会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时代的来临。□(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邵希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