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重谈投资保护 汇率议题淡出

　　冯迪凡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将明确宣布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工作，第七轮技术层面磋商将很快进行

　　中美两国今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启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

　　由于奥巴马政府正处于微妙的2012年总统选战期间，中方也面临着“十八大”即将召开的重要任务，本次S&ED料将四平八稳。但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不得不提，即中美两国过去一年中在贸易领域交锋不断，中美贸易问题更是成为美国大选的热门政治议题。

　　此次S&ED将会成为中美拓展贸易和投资机遇的高级别对话平台，两国有望重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并在美方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问题上进行进一步协商。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则是中美之间的长效话题，伴随“汇率”问题淡出中美对话主要框架，美方将着力点逐渐转向中国的利率控制政策，以及美方认为因此产生的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补贴以及贸易补贴等。

　　重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

　　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始于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时期，当时曾希望达成一个符合两国经济利益的高标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内容主要涉及投资保护的范围、投资待遇、征收与补偿、货币汇兑和争端解决等内容。在其中，投资准入和投资待遇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中最敏感问题，美式协定一般以投资自由化为特色，准入自由成为明确的条约法义务，但是这就意味着与中方历来对外来资本进入本国的领域和部门实施严格审查和慎重引导的方式有所冲突。此项协定的签署，将会意味着中美间的直接投资将变得极为便利，因而谈判时间冗长。

　　在第四届S&ED召开前在外交部(微博)的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于5月3日开始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将明确宣布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工作，第七轮技术层面磋商将很快进行。

　　两国都非常重视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正是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内的经济对话推动下，过去一段时间双方已经进行了六轮关于协定的技术层面磋商。最近一段时间，因美方要对协定文本进行内部评估，相关进程中断了一段时间。

　　“现在美方已经向中方正式表明，美方已经完成了对协定文本的内部磋商审议。”朱光耀表示，中方态度很明确，欢迎中美两大经济体按照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确定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来推进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磋商。

　　高科技出口限制松动

　　对于高科技出口限制问题，在最近一次接受《第一财经日报(微博)》书面专访时，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花了大篇幅谈及这个问题。“我们最近已经看到进展的领域之一是在出口管制方面。我们正在努力对此领域进行改革。”他说。

　　“事实上，中国列出了141项渴望进口并希望从美国购买项目的清单。”骆家辉表示，“作为我们一起工作的结果，美国已表示在46项技术方面，均可向中国出口，而且其中一些可能根本不需要出口许可证。”

　　“我们需要在余下的申请项目中得到来自中国的更多细节，使我们能够确定是否和在什么条件下上述项目可以出口。”骆家辉表示，“但是在这46个项目上，美国实际上已经建议将相关美国公司引入中国，并把他们介绍给有兴趣购买这些高科技产品的中国公司。”

　　记者亦从中国美国商会方面了解到，美国政府2010年开始分三阶段改革其出口管制体系。目前包括确定单一管制清单的制定标准，单一执法协调中心和单一信息技术系统的基础建设工作已经完成，并正在对管制清单进行审核修订。

　　其中，中国美国商会最新的2012年白皮书透露，虽然很多修订并不直接适用于中国，但仍然有利于对华商业高科技出口，因为美国政府目前有更多资源来更高效地审批出口许可。

　　汇率议题逐渐退出舞台

　　4月14日，中国央行宣布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至1%。此后，美方对于汇率的发言更多的是象征性的。

　　在汇率议题逐渐退出舞台后，从2011年开始提出的有关中国信贷政策和利率管制等问题则浮现到谈判中心。美方认为，获得低成本信贷的中国国有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国间的贸易摩擦。

　　“将资源引入中国国有大型企业，而许多中国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却面临信贷缺失，这最终会伤害中国经济。”美国财长盖特纳在中国之行前表示，“这也伤害了那些与这些公司竞争的美国公司和工人。”

　　与此同时，盖特纳表示，目前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中，中国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且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贷款。这些银行将个人存款利率控制在通货膨胀水平之下，这样的体制使得人们过度存款，不仅限制了消费，还让更多需要资金的企业得不到贷款。他还表示，此外中国的利率应更好地反映市场，并最终有利于美国向中国增加出口。

　　在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白皮书中，也出现了美国在华企业对此的集体呼声，认为中国的资本成本极大地扭曲了经济。

　　“多年来，中国的利率管控政策一直对投资进行补贴。该政策使银行贷款人(主要为国有企业)可以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并确保银行可以得到3% 的净息差，但却导致银行储户的实际收益率为负。”上述白皮书写道，这在实效上构成了为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对家庭“征税”。又如能源补贴，则更明显青睐于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而非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