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美国

　　 过去几年来，美国人相信单极世界已经结束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今年早些时候宣称，“没有国家能够单独面对世界的挑战”。实际上后来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承认了这一点，即在所有重大事务上，美国都需要搭档才能成功。对于美国的天然盟友欧洲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使跨大西洋关系有益于当今问题的重大机会。不幸的是，这同样是它们至今为止忽视的机会，因为它们一直不能领悟美国的关注点。

　　 欧洲人喜欢揣度美国人，这与他们内部的一场意识形态战争相关：美国人希望一个可以威胁他们的联合的欧洲，还是一个不和谐的他们可以分化和战胜的欧洲？毋庸置疑欧洲人在这个症结上存在很多疑惑。一方面，美国总统自二战后就开始支持欧洲进一步整合的策略目标。正如肯尼迪总统1962年所说，“我们会把一个强大而联合的欧洲视为伙伴而非对手。”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国的每一届政府都会利用欧洲的分裂来达到它在一些特殊事务上的目的。

　　 然而，美国的非连续性并非来自意识形态困惑，而是漠不关心。当欧洲劳工仍然处在它的安全依赖美国的幻象下的时候，美国早已不把欧洲看作一个安全战略中心，因此对它的政治组织并没有一贯的意见。这导致一个欧洲人很难接受的结论：华盛顿的意见并非出于对一个联合的欧洲的意识形态反对或支持，而是出自美国的实用主义需求，即找到最好的方法来利用欧洲，帮助它解决在广阔的世界面临的问题。美国的重大战略问题（阿富汗、伊拉克、中国的崛起等等）没有一个是从占主导优势的跨大西洋棱镜来看的，尽管欧洲在很多事务中都被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伙伴。

　　 从意见不一到合作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发生了一场关于联合的欧洲是否会损害美国统治地位的激烈争论，直到伊拉克战争开始不久后才终止。一些书籍诸如查尔斯·卡浦辰（Charles Kupchan）的《美国时代的终结》（2003），T.R.雷德德（T.R.Reid）《欧洲的美国》（2004），和杰瑞米·里弗金（Jeremy Rifkin）的《欧洲梦》（2004）反映了对欧洲可能崛起的忧虑的极点。从政策层面来看，一场关于欧洲安全和国防政策是否可以和北约竞争甚至影响跨大西洋联盟的争论席卷了整个1990年代。

　　 为了回应感受到的威胁，乔治·布什政府在第一任期内对欧洲采取了一种被前任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部部长理查德·海斯（Richard Hass）称作“分解”的政策。但这项政策与其说是一种强烈的反欧意识形态的反映，实际上更像是其整体世界观的结果。正是在乔治·布什第一届任期内，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被自己的权力所引诱。双方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作为单极强国，有必要的话美国可能而且应当独自行动以解决国际安全问题。伙伴可能给一些行动添加合法性，但严格说来它们并不是必要的，它们的缺席也不能成为其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不活跃的借口。布什总统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史无前例——且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影响”，而且美国“准备独自行动当我们的利益和独一无二的责任需要的时候”。

　　 但是，在布什总统第一届任期结束时，这项政策就因为内部矛盾而瓦解。美国人在伊拉克和世界其它地方的问题清楚表明了美国需要更有效的伙伴。在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上，布什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说美国“必须独自行动如果必要的话，但同时必须承认倘若没有盟友和伙伴的长期合作，我们无法取得长期有效的成果。”换言之，美国悄悄拥抱了一种新的合作关系意识形态。

　　 美国和欧洲国家拥有长期而深入的制度性纽带，它们显然是最重要的潜在伙伴。也许是因为一套共同价值使联盟进展到这个程度，但是从美国在世界上面临的挑战这个语境来看，是欧盟承诺做一个搭档才改变了美国对欧洲的态度。

　　 截至2005年，随着美国似乎在伊拉克的受挫以及推进其它前线，对华盛顿的官员来说无论来自双边关系、北约还是欧盟的协助，只要它来就是有效的伙伴关系。欧盟提供了可能的“一站式购物”和潜在的有效机制以便聚集欧洲在民用和军事领域的成果。2005年2月在欧洲宪法条约即将通过的前夕，布什总统访问布鲁塞尔，并申明美国将竭诚欢迎欧盟发展成一个更突出的关键角色。

　　 然而，欧盟并没有遵守它的诺言。宪法条约因为法国和荷兰的公民复决投票而中止，但欧盟开始了另一轮漫长冥思。欧盟在战略上作出了一些贡献，特别是在非洲问题上，但是仍然不能成为美国在一些重大事务上的有效伙伴。美国继续主要通过双边和北约渠道来讨论欧洲安全问题，并不是因为害怕欧盟成为一个关键角色，而是因为美国在欧盟没有看到丝毫潜力。

　　 尽管欧洲的疑问正好相反，现在多方就更和谐而有战略意义的欧洲符合美国利益这一点已经达成了相当广泛的共识。奥巴马政府沿用了布什政府后期对欧洲组织的实用主义冷淡政策。据奥巴马的欧洲事务高级外交官菲利普·戈登（Philip Gordon）说：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而联合的欧洲，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在所有可能的最好世界里，那种声音将说出我们想听的话；如果它没说出我们想听的话，那我们宁可那种声音不那么统一。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打算和欧盟和欧洲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你走向可以传达的地方。”

　　 换言之，就像布什总统第二届任期对欧洲联合并未表露出意识形态敌意，奥巴马第一届任期也不会对欧洲的融合表示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

　　 这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意味着，如果欧盟不能解决战略性事务，美国将不会尝试“修订”它。它只会继续通过其它途径和其它国家打交道。它同时意味着，如果个别的欧洲国家提出比欧盟更有吸引力的交易——正如它们在签证豁免项目协商过程中所做的，美国将继续使用它们。这种针对欧洲人的分治策略看来也许是短视的，但它同时是实用和现实的。毕竟，美国要按欧洲现实的样子和它打交道，而非它喜欢的样子。

　　 总之，美国官员看待欧洲更像是一个工具箱而非伙伴：他们看到许多有用的东西，然而缺乏足够的团结来实行有战略意义的方法。事实上，他们似乎总是彼此冲突。密切关系通常意味着分别与成员国和欧盟交易均是可行的。但是，正如一个美国官员向我们说的，在欧盟层面“试图寻找正确决定的决策人是一次令人灰心的经历”，这迫使美国官员直接单独和成员国同等级别的人员打交道。无法确定合适的伙伴，欧洲其它机构不能认可任何特定的交易，这两个问题使发展更广泛和更具战略性的关系愈加困难。

　　 文化的冲突

　　 实用主义的美国在寻求欧盟帮助时，经常对前文分析的欧洲态度和行为感到挫败和失望。美国官员发现欧洲人试图解释他们和美国的利益一致时特别让他们讨厌。美国官员希望把会议看作是实际协商和折衷方案（尽管他们自己就做不到）的机会。另一方面，欧洲人则把自己看作是影响意见的机会。布什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如此嘲弄欧洲在与美国的会议上的表现：“朋友，我们的大脑再加上你们的钱和权力，我们真的可以做些事情。”比起建议，美国人实际上对协助更感兴趣。

　　 在华盛顿看来，欧洲对过程的热衷表明，每年一度的欧美峰会已经成为哑剧练习。据美国一位官员亲眼目睹，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只有给他提供充足的填字游戏，他才愿意参加2009年的北约峰会。美国－欧盟峰会不再引人兴趣。欧洲人把它们看作是交流、信息分享，甚至跨大西洋关系“复兴”的一次黄金机会。另一方面，美国人发现这些会议包含了大量名单制定、箱盒检查，摆动手指的建议，却没有实质性的决定。2001年第一次经历了这个峰会后，乔治·布什迅速把它们的频率从一年两次变为一年一次。奥巴马对他2009年4月在布拉格的第一次体验有同样的反应。

　　 从美国人的视点来看，许多欧洲国家相信他们和美国存在特殊关系，还表明单独的成员国总是呼吁接近并期待美国干预欧洲内部的纷争，例如德国和意大利围绕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永久席位的战争，又如希腊和马其顿关于后者官方命名的纠纷。尽管从美国人的视点来看，“特殊关系”很令人烦躁，但同样使分治策略成为可能。

　　 最后，因为欧洲如此忧惧跨大西洋关系的和谐，当需要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利益时，美国很可能对最忠实的盟友实施强制手段。

　　 全球战略，跨大西洋策略

　　 美国正在战略性地思考如何在“后美国世界”繁荣发展。然而，作为战略的一部分，它策略性地利用跨大西洋关系，根据手头上的事务，它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使用欧洲工具箱。在中国问题上，欧洲避免了地缘政治的角色，它基本上忽略了欧洲。在伊拉克和中东问题上，欧洲的位置很重要，但是它强烈反对往往就是欧洲人的观点。在阿富汗和伊朗问题上，欧洲内部达成了一定共识，无论通过何种途径美国都试图与欧洲合作以便达到最快捷的效果。对于俄国问题，欧洲很重要却缺乏共识，它采取分治政策。

　　 换言之，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往往基于如何最有效地获得欧洲的协助（或至少是默许）以解决在世界遇到的各种问题。美国并不反对欧洲联合。但是它不愿意牺牲短期所得以实现更团结且有战略意义的欧盟这样一个长期目标。欧洲战略性能力的匮乏也意味着美国必须在其它地方寻找有效的伙伴。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将试图“在一个多元合作伙伴的世界保持平衡”。实际上，奥巴马总统说，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形塑21世纪的图景”。这不是个人偏好的申明；毋庸置疑，欧洲在未来几十年仍将是美国最意气相投的伙伴。但是对美国而言，它的重要性会削减，程度主要视欧洲自己的行动和选择而定。（申银凤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