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美国欧洲的来临

　　Jeremy Shapiro(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欧中心主任); Nick Witney(欧洲防务局前主管)

　　 跨大西洋关系不可能再发挥它在冷战时期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能给美国和欧洲带来巨大利益的关系，它可以延续下去——这种关系没有把塑造未来的使命留给华盛顿和北京。它是否能做到这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尤其取决于欧洲人能否明白并适应全球环境的变化；就他们的世界角色和地位以及如何与美国相处等问题得到相关结论；在他们的制度、行为方面做出相应转变，并搞清楚他们是谁。

　　 欧洲人需要用一种声音说话

　　 我们把欧洲对美国的态度描述为幼稚而拜物的。欧洲很难接受这种想法，即欧美关系的未来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有赖于双方辛勤耕耘。美国想成为欧洲的搭档，而非它的庇护人；但是从外部来看，它没有责任摆脱欧洲的庇护人地位。美国有其他更紧迫的问题；不管“联系纽带”多么持续强大，基于基本的实用主义立场，它都会重视跨大西洋关系，并对欧洲的观点和利益给予一定侧重和关注。一个知道自己思想并能为共享目标做出贡献的搭档值得重视。一个主张自己利益和观点的角色，或角色的联合，会有分量。不团结又无效率的欧洲国家集合体，只会在偏爱有明确目的的新搭档的情形下边缘化。

　　 欧洲人如果想保持“相关”，他们需要做的不仅适用于跨大西洋关系，也适用于全球环境。欧洲人需要用一种声音说话，强调他们的利益，并在世界范围内使用他们能调动的所有权力资源来集体行动。另外，他们应该充分利用里斯本协定提供给他们的种种可能性。

　　 但是将这些规则运用到跨大西洋关系特别艰难，如果不能做到，也将阻碍他们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应用。欧洲人首先必须承认，那些造成“家庭”感觉的共同因素（历史、价值和种族）同时遮蔽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图景。欧洲人必须抛弃面对美国时毕恭毕敬、沾沾自喜的习惯，并回应奥巴马总统发出的“合适的搭档”的邀请--这样做是为了它自己的态度和利益。特别是在欧盟的身份下，欧洲人需要更健康地处理跨大西洋关系的其它方面，正如它在处理贸易和经济政策中所展现的。简言之，正如美国重新把自己定位在后美国世界，欧洲人也应该采取后美国欧洲（post-American Europe）的态度和行为。

　　 这样一个欧洲需要破除前文提及的四种幻象。事实上，欧洲必须成长的关键特征，正好与那些幻象引起的行为相反。一个后美国时代的欧洲必须强调：

　　 主张，而非逢迎。欧洲痴迷跨大西洋关系，过分重视和谐的关系而实际传达的并非如此，这些倾向既无生产性，也无互动性。逢迎，无论以何种伪装出现，无法起到作用。欧洲人需要看穿敬畏和多愁善感（偶尔还有嫉妒）的迷雾，以便清楚辨别今日的美国—— 一个友好但实用主义的国家，他们不能期待从它那里获得无缘无故的帮助。美国不愿在怀乡或多愁善感的祭坛上牺牲国家利益——对那些这样做的人，它未表示丝毫尊重。双方都毋需害怕异议。正如双方关系的经济层面所显示的，欧洲和美国拥有充分强大的伙伴关系来经受冲突，并将它控制在纽带的范围内。

　　 折衷，而非说服。欧洲人必须停止试图使美国人按照他们的视角来看待事情。欧洲人必须接受，不仅仅限于经济事务，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上，美国人也会采取欧洲人不喜欢的政策；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错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和欧洲不同。答案不在于试图和它争论，而是接受美国拥有另一种思维，并试图找出可行的折衷方案。这种方式要求欧洲人在圆桌会议上需要提出确实有效的刺激，积极的或消极的，以便美国修改它的立场。这意味着拿出比好的想法或敏锐的分析更好的东西。

　　 责任，而非依赖。现在已经没有持续客观的证明让欧洲人继续相信，没有山姆大叔它们将在危险的世界岌岌可危。当然，安排妥帖的盟友从不多余——特别当他们恰好是世界上强大的军事强国时。跨大西洋的安全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意义非凡。但这也使欧洲人强调北大西洋联盟的持续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导致他们得出错误结论：“最终是美国保障我们的安全”，于是进一步确认了旧的主从关系。欧洲人回避了主权政府的两项根本责任：提升公民的安全程度，在需要时主张他们的利益。

　　 集体，而非单独。如果他们想在华盛顿的世界观中占一地位的话，欧洲人最重要的是集体说话和行动，这样就把他们的集体力量汇聚起来。和美国打交道是这样，和俄国或中国交涉也是如此——只不过后者更加艰难。现在依赖一些在欧洲内部竞争的双边“特殊关系”来博得华盛顿的赞助，只会招来甚至迫使美国继续采用分治策略。更糟糕的是，欧洲不能成为美国的有效搭档，这最终将从整体上损害跨大西洋关系。

　　 后美国欧洲的实践

　　 这样一种处理方式的转变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跨大西洋关系如此宽泛，一个综合的答案可能需要涵盖现在国际日程上的每一个热门话题。这里选择三个案例说明欧洲应当怎么做：

　　 就阿富汗问题发展一种欧洲策略。这并不是指任何针对阿富汗的特殊政策。它可能意味着退出，或者进一步加入，或者只是改变行动方向。但是它实际上意味着欧洲的利益开始取代美国的微笑和皱眉，成为导航星。这意味着欧盟内部或者牵涉其中的国家的一场决定欧洲究竟想从阿富汗获得什么的辩论。

　　 承担处理俄国问题的责任。这不仅意味着对欧盟的东方搭档倡议付出更多的精力，还包括在欧盟内部发展出一种讨论明显存在于大陆不同地区的各种安全评估情况。导弹防卫传奇凸显了北约、欧盟内部的很多国家以及这些团体的新成员极度缺乏信心。是欧洲人直接在自己内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而不需要美国人告诉自己在中欧或东欧是否需要一个高级的北约文件。

　　 中东的行动。伊朗核危机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事务似乎在不久的将来即将达到极点。以色列强调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果欧洲决心独自行动，那么它要致力于扭转这种联系，并运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给伊朗和以色列施压，使前者放弃发展核武器的野心，使后者停止居民点的扩张。

　　 显而易见，这个模板也适用于其它事务。比如说，气候变化问题，自从哥本哈根峰会后，欧洲人日益发现自己面临一个选择：继续坚持“通过示范领导”而其他人拒绝跟从，或者寻找方法对那些拖后腿的国家课以罚款（最明显的是碳税），很可能包括美国。这些行为意味深长，但是我们必须直面这件事，而不是默许由于不履行义务带来的全球负担的不公平分配。

　　 欧洲在跨大西洋国防经济面临同样的选择。在市场进入和技术交换方面，目前缺乏跨大西洋的互动。欧洲人不愿意将“购买美国的”法规和“购买欧洲的”等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而且应当考虑国防保障方面其它形式的“欧洲偏好”——就像欧洲人应当积极追求国防生产，这些产品应尽可能避免美国的元件以及所知而来的美国对欧洲出口产品的否决权。欧洲应该在关键技术上保护它的竞争优势。

　　 然而，我们的要点不是在这里列出一些复杂事务的总结性政策结论，这些事务往往需要最周全和最专业的思考，我们是想展示一个后美国时代的欧洲的行为，并想指出在欧洲和美国利益迥异的地方欧洲处理这些政治事务的方向——并不必然是对立的，然而是有分歧的。本质在于欧洲人要超越提出一个理由并期待美国会“做正确的事情”这种思路，转向一种更有效率和讲究实际的方式，不被可能造成冲突的恐惧所阻止。这种方式包括分析利益、评估刺激、强硬地协商，并且如果满意的折衷方案不能达成，可以对美国课以罚款。

　　 面对这种对利益的坚持，美国人会辩论，威胁，然后反过来他们开始协商，但是他们不会因此就生气，或者认为欧洲已经背弃了西方共同体。实际上，他们中最有远见的人，会进一步讨论细节，欢迎一个更加自信可靠的搭档，以迎接未来更多、更艰难的任务。

　　 维系搭档关系的相互争论

　　 采用一种后美国方式处理跨大西洋关系，需要政治意志和政治行动。欧洲人习惯了制度在推动欧盟向前发展态势中的创造作用，倾向于相信制度创新必然是答案。在广泛意识到这种关系陷入困境的语境下，诸如此类的想法层出不穷。但是，一方面，制度设定当然会阻碍这种关系（2009年的欧盟美国峰会是个恰当范例），而反之却不尽然——改变跨大西洋关系的合作机制本身并不能修复政治。

　　 欧洲急需的是在欧盟内严肃讨论现在的哪些事务真正关涉到跨大西洋关系——而且欧洲人在哪些事情上可以向美国人提出一致的立场。2008年后半年，欧盟的法国主席就此点做了一个开端，他召集了两次部长级别的讨论会，主要针对欧洲人应该集体向新一届美国政府提出哪些优先性的国际事务和议程。（至于对俄政策，似乎没有比白宫的政权过渡期更能将欧洲人从跨大西洋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输出的讯息在美国过渡的混乱期和环绕在华盛顿周围对新政府的各种建议的熔炉里流失了，包括大量来自欧盟国家的献计。但是据各种流传的说法，参与讨论的人都发现，那是一种全新而带有启发意义的体验。是重复它并进行到底的时候了。

　　 欧洲人倾向于如何看待跨大西洋关系，这种独断专行以及它传达的冲突，看起来令人很不舒服。但也十分重要。在即将来临的混乱世界，跨大西洋搭档不仅意味着通过北约和双边关系，还要通过美国和欧盟之间更强大和有效的关系来实现，这是更有必要的。为了维持那种搭档关系，欧洲人要接受这种不舒服，并和美国发展出一种更加相互争论的关系。

　　 （申银凤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