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点运气：俄罗斯政治体系的发展

　　阿列克谢·切斯诺科夫（曾任普京的俄罗斯本土政治顾问）

　　 自从梅德韦杰夫总统上台后，很多人都期望俄罗斯会迎来“政治解冻”期，即变得自由化并回归叶利钦时期的亲西方道路。但是，事实让他们跌破眼镜。与他们预期相反，政府重心依然在保持稳定上。主要原因是，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俄罗斯经历着似乎没有尽头的危机，相较而言，当今俄罗斯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波及，只是小巫见大巫。苏联体制让人大跌眼镜的突然崩塌来得如此之猛烈，以至于国家的崩塌也随之而来。

　　 1991年的大灾难为幸存下来的俄罗斯带来了深深的心理创伤。民意的钟摆如今摆到了另一个极端，要求重建国家权威。但把当今全新的俄罗斯现实看作是旧共产主义时代延续的传奇，却又大错特错了。

　　 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公共管理深深地奠定了基调。它使得俄罗斯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联邦共和国，然而俄罗斯仍然需要一套新的政治体制。这套体制的创建费时甚多，而且仍有漫漫长路。尽管这套政治体制的最基本的要素修修补补地挨过了15年。然而，在这些要素内部，这套体制的运作方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993年以来的六个时期

　　 俄罗斯政治体制，为了方便，常常被划分成两个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是国家崩塌，重要社会关系瓦解的时代。第二个时期，自2000年起，是公认的巩固与统一的时期，对前叶利钦时代的回归。然而，这样的划分失之简单。为了理解俄罗斯政治制度和公共管理的发展，有必要将1993年以来的时期分成如下六个阶段（见图表）。

　　 当然，这种概念化的分期是不完美的。然而，相比于完全用国家领袖来定义俄罗斯政权的原始划分，这样的划分对于全面分析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发展更有帮助。

　　 新阶段

　　 2007-2009年，向政治体制发展的新阶段过渡是相当微妙的。普京指定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梅德韦杰夫作为其继任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步顺理成章的棋。然而，权力的交接不是同时发生的。俄罗斯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双边关系已经恶化，俄罗斯遭遇了来自东欧部署反导弹系统的对抗，这牵涉到在边境上的武装冲突。经济也从高速发展陷入危机，前景并不明朗。不断增强的社会紧张逐渐取代社会稳定。

　　 得到选民大力支持的普京在担任总理时继续扮演灵魂角色。事实上，他提前就给自己预留了位置。因此，他在国家的最高权力上创造出了总统与总理的“唱双簧戏”这样的结构。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继续关注保持稳定。同时，他们国内和国外的对手都低估了很多巩固政府地位的因素。结果证明，这样的国家政府模式是稳固的，政府与政治新贵们都有强烈的意愿来保持统一，而公众也不要求政治改革。

　　 到了2009年9月，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面对的大多数战略问题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过渡阶段，不同精英团体间达成了大量各种非官方的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契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领域，“领袖魅力”越来越无用武之地；国家机构担任了更大、更清晰的责任。

　　 一丁点运气： 俄罗斯政治体系的发展

　　 “两个中心”的问题，即是否有可能按照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所意愿的那样，像“唱双簧”来分享权力，成为俄罗斯饱受争议的主题。正在竞争对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团队施加影响力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代表暗示到，政治“解冻”是不可避免的。

　　 对自由派来说，“解冻”为他们在非官方的执行权力中分一杯羹打开方便之门，这些权力在以前都被中央集权。一开始，“解冻”有可能成为普京所设定的发展路线的替补方案，接着又变成对普京路线的威胁，有可能完全改变普京所设定的路线。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更倾向于逐渐演变，避免矫枉过正。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个人的“双簧戏”，逐渐发展为国家领袖与政府领袖间的和谐关系。尽管一路上不是没有磕磕绊绊，梅德韦杰夫与普京慢慢探索出自己的道路，通往总统与政府相互平衡的权力结构。当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他越来越少干预社会政策、经济（尽管他被迫向政府作出应对，正如任何危机中的国家领袖一样）与外交政策。普京则重点关注经济与社会政策，应对危机，继续发挥他在西罗维基中的影响——这种不对等的分工与普京连任期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作为总统，普京做出了所有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重大决策。

　　 老问题

　　 尽管政府能够成功解决紧急问题，但却无法为国家的现代化提出清晰的思路，因此也无法保证政治体制的长远安定。若要“不择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就不可能有稳定而充足的内在力量来战胜俄罗斯目前面临的问题。在外交政策方面，这包括“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和增加国际安全的需要；经济危机与为经济世界制定新规则的需要；跨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机构面临的危机；以及全球范围内对稀有资源愈来愈激烈的竞争。在国内，则包括贫富不均；不成熟和无能的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政治与经济精英的同化，不符合国家当前的需要；一蹶不振的工业；以及由此带来的竞争力缺失。

　　 显然，政治与经济上的剧烈变化，以及经济危机中的各种的并发症，已经到了如此严峻的地步，以至于政治体制的发展也进入动荡期。社会问题如此紧迫，而解决工具却如此稀少。因此，即使政府成功解决了短时期内的战略问题，直到长期问题得到解决，任何公共行政的安定都是言之过早的。这些长远问题包括：

　　 社会对法制系统的信心缺失。据全俄民意所调查显示，38%的市民不相信司法系统。因此，面对极端问题，社会缺乏审判者。

　　 缺乏有效率与有政治目标的行政部门。这个部门能够将政治忠诚与专业的事业规划结合在一起。缺乏这样的行政部门的结果是，有些被看作精英的公务员，拿了相应的工钱，却不为政府办事，反而处处与之作对。

　　 国家信任度降低。如果现在国家对改革的态度听之任之，民众将不再信任国家机构。执法机关，如警察，已经将民众排除在外：根据全俄民意所的调查，46%的民众不相信执法机构。

　　 认知上的怀疑论。政府并不打算与专家共识，这些专家缺乏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的训练。结果，专家们对国家与公共管理问题持有意识形态化或极度偏隘的看法。

　　 腐败。社会对许多腐败行为的默认，然而从长远来说，腐败具有腐蚀性。

　　 政治上的无能。从执政党到自由党，从未考虑过在目前政治体制以外生存的问题。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俄罗斯政权控制了政治环境而不管理国家。然而，这样的状态不能长期下去。大家都热衷于探讨如何管理得更好与未来政治体制的问题，但还没有讨论出一系列确确实实可以让公众选择的候补方案。要在目前的状况下找出一条生路，我们将需要那么“一丁点运气”。

　　 （江然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