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那亚的胜出与威尼斯的兴衰

　　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格雷夫做过关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的研究。他研究公元10到14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在开展远距离的贸易活动时，前者只从马格里布商人中选代理人，哪个代理人出现欺诈，整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将对他进行集体惩罚；后者从事贸易时，并不只限于在热那亚商人中选代理人，而是不排斥与非热那亚人合作，他们通过创立“社区责任制”及类似于法庭组织的“社区法庭”，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的执行。

　　格雷夫的结论是，“非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较“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更有效率，热那亚商人在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生存历史较马格里布商人更为长久。随着市场扩大，贸易扩展，只信赖熟人的“人格化交易”必然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非人格化交易”过渡。而最终的胜出者是威尼斯商人，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交易方式更接近于以信用为核心的现代市场经济方式。

　　威尼斯曾是欧洲的航运和商贸中心，1330年时有人口11万，为当时伦敦人口的3倍，但14世纪后却衰退了，这又是为什么？

　　香港科技大学的雷鼎鸣教授撰文推荐的阿森莫古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何衰亡》（Why Nations Fail）一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从10世纪开始，威尼斯就有极为包容的贸易制度，不是贵族的人也容易成为商人，自由贸易，社会流动性很高。但1286年，威尼斯“大议会”推出保守的“关闭条例”，已有议员身份的家族几乎可以永久当议员，新来者则被拒之门外。不少商人十分不满，“大议会”为平息纷争将议席扩至1500席，但并未改变其小圈子的性质。1314年，威尼斯将贸易国有化，1324年后谁要贸易必须向政府缴纳重税。在不利于自由经济的制度下，威尼斯的经贸重要性日渐萎缩。1492年好望角发现后，威尼斯更无法维持其航运中心的位置。

　　按照阿森莫古和罗宾逊的观点，决定国家兴旺的关键是制度，是有利于发展的自由开放包容的制度，而不是“只在抽取人民利益”的制度。而按照雷鼎鸣的说法，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坚持自由开放的市场，不胡乱使用权力偏帮某些集团和行业，才是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