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慈善是鼓励出来的

　　“顺风车”发起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永专访

　　本报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小孩子要帮妈妈倒水，结果一不小心把水洒在地上，弄湿了地毯。这时，妈妈可能觉得孩子太小，帮不了忙，反而只会帮倒忙，但是却不能告诉孩子只会越帮越忙，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如果这样，小孩子就再也不会帮妈妈做事情了。” 还没等记者发问，王永就给记者讲起了故事。

　　 王永很会讲故事，作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和顺风车发起人，他坚持免费载人搭顺风车的故事一讲就是13年，搭载乘客超过10000人。同样，他用故事来阐述自己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想法：“我觉得当前我国的慈善就像那个小孩子，还在发展阶段，不可能有很强的行动力，社会一定要宽容他们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瑕疵’，好慈善是鼓励出来的。”

　　公众“洁癖”影响慈善发展

　　 《华夏时报》：前不久，您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表示，现在公众之所以对慈善的信任度如此之低，一方面是公益慈善组织的问题，但也跟公众的慈善“洁癖”有很大关系。这种“洁癖”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永：国内有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国做慈善被人误会的情况非常普遍，假如说有个企业家捐了10亿元，可能马上就会有人质疑，你凭什么做好事？凭什么显摆？那我就查你，结果人肉搜索就发现他有很多问题，好像富人要永远背负着财富的原罪压力。这是第一方面。

　　 其次，就是很多人认为慈善应该“不言利”。比如做慈善不应该有管理费用，但这些人也不想想，公众捐的东西怎么送给一线的灾民？志愿者的衣食住行谁来管？很显然，这个管理费用是应该存在的。如果要想慈善蓬勃发展，就必须正视成本的费用存在。

　　 《华夏时报》：近日，歌手伊能静指责贵州省扶贫助学促进会副会长王刚的微博(http://weibo.com)有情色内容，质疑该促进会的公信力，也有网友认为王刚微博上的图片与其慈善身份不符。此事是否就是公众对慈善存在“洁癖”的结果呢？

　　 王永：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理解为是公众的慈善“洁癖”，但是我还是支持大家的观点的。当然，如果王刚在私下里跟别人唱卡拉OK，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出格”的举动，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都有七情六欲。但是如果把这些行为拍成照片放在官方微博上，就很不妥当了。

　　 毕竟，作为一个慈善公众人物，行事、说话一定要看场合和注意分寸，公益慈善从业者的举手投足，都在公众的关注之下，不当的言行，影响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形象，还有其从事的慈善事业的形象，这就不是小事情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认为我们的传统道德观经受一番“洗礼”，就是社会要多一点宽容，要容忍有缺点的人来做慈善，才能推进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深圳的慈善家丛飞曾经说，要让慈善事业成为一个圣坛，不要成为一个祭坛，也是这个意思。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慈善无大小，更无好坏，我们要给做慈善意愿一片宽容的天空。

　　 王永：没错，慈善传播的是大爱，阐述的是人性的光辉，任何人都可以去做，做了就该得到表扬，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找到做慈善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慈善事业进步。否则，但凡做慈善，都提心吊胆自己做了件好事会不会被人揪出祖宗八辈儿犯下的错，除非圣人世家，那还会有几个人“胆敢”做慈善？

　　质疑前问问自己做了什么

　　 《华夏时报》：好慈善是表扬出来的，但是，对于您的“慈善‘洁癖’把很多人拒之门外”的观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说：“公众对慈善的洁癖是天经地义合乎逻辑的，不树立充分‘洁’的公信力，慈善事业就很难健康地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王永：贾所长和我说的其实是两个意思。他指的公众对官办的具有垄断性质的慈善组织必须要有“洁癖”，因为这些钱都来自公众，必须要有绝对的透明和公开，不能有丝毫的猫腻。

　　 而我所说的“洁癖”指的是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一看见企业家搞慈善活动，就不时地指责，说慈善捐赠不积极、做秀、有动机，甚至是为富不仁等，这样的结果就会使响应慈善活动的人越来越少。西方有句俗话说：“让富人行善，有如让骆驼穿过针眼。”如果非要把一个想做慈善的富人企业家放在放大镜中去审视，去求全责备，这只会让富人对慈善“望而却步”，结果可能会造成他们宁可自己挥霍浪费，也不愿捐钱行善了。

　　 《华夏时报》：您的意思是，贾所长所言针对的是当前以官办为主的慈善公益组织。

　　 王永：没错。当前由于存在渠道不通畅、公示不透明、法律不完善、监管不严谨等问题，这导致很多官办的慈善公益组织总是杜绝不了贪污受贿和利益寻租的沉渣，钱是大家的，是全体纳税人的，公众不知道帮助对象为谁，也不知道产生的效果如何，甚至拿这些钱去谋个人私利，你说公众能同意吗？能没有“洁癖”吗？这种“洁癖”，当然是要有的。

　　 但是，对于像陈光标（当然他的一些做法是值得商榷的）那些是在拿自己的钱在做公益的人，就不能过分地要求完美，更不能鸡蛋里挑骨头。当一些人做了善事，做大了，就开始有人质疑其背后的目的，揭露其曾经的伤疤，这种过于吹毛求疵的观念，不是监督，反而是在阻碍中国慈善事业的顺利前行。

　　 更重要的是，那些有慈善“洁癖”的人，首先应该问问自己做了什么。就像陈光标当年回应质疑他的人：“人在做，天在看。面对国家突发灾难，我在做什么？指责我的朋友，你又在做什么？”自己都没有做，还对别人指手画脚，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洁癖”问题了。

　　慈善发展需要

　　好的社会和制度环境

　　 《华夏时报》：“两会”期间，北京市的民政部门将要求相关慈善公益组织定期报送其所有的财务状况，在所设专门网站上公布这些信息供公众查询。您认为，这种公权力对慈善公开透明的介入是否适当？是否有助于治疗公众的“洁癖”呢？

　　 王永：公众对一些慈善组织的质疑，是因为信息不透明，账务不公开，谣言的产生永远是因为真实的信息没有及时公布，因此，我觉得政府的强力介入是非常必要的。

　　 有一次，我跟“营养午餐”发起人邓飞开玩笑地说，我们两个湖南人做公益的知名度远不如另外一个人，我们应该感谢她，这个人就是郭美美。她引发了全国性的对于慈善组织的关注，最终促使政府出台了一些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文件，而这些政策和文件又进一步推动了慈善的制度建设和过程管理，当这种慈善体制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公众的“洁癖”当然会“不治而愈”了。

　　 《华夏时报》：国外公众对待慈善是怎样的一种态度，他们在慈善上也存在“洁癖”吗？

　　 王永：在国外有一个惯例，假如一个商人，犯了一点小错误，但如果你能捐款，我们表扬你、报道你的都是好的事情。而正因为你做了好事情，所以对于你过去小的污点都既往不咎了，这就等于是鼓励他们做慈善的积极性。

　　 我们知道，日本大地震中，积极捐款，第一时间向灾民“施粥”的是黑手党组织，他们的行为得到了普遍的赞扬，你说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去“刨根问底”他们行为背后的目的吗？因此，我认为，即便是这个做慈善的是人们定义中的“恶人”，但他做了慈善，也应该得到肯定，至少是得到包容。

　　 《华夏时报》：您说过，中国是一个不缺乏爱心的民族，但是缺乏点燃爱心的火种，缺乏公益的种子。那么您认为怎样培养这种公益的火种呢？

　　 王永：汶川大地震后，有国外媒体曾这样感叹：“中国人昨天还像一盘散沙，怎么今天就变成了一块钢板？”这足以说明中国人是不缺乏爱心的。但遗憾的是，当前的体制却不支持人们做好事。

　　 比如说顺风车公益活动，在国外是可以优先走快车道的，从而可以把开车人的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在我国，如果你开车搭载客人，就有可能被当黑车抓了；即使路人也会不理解，觉得你不正常，他们会认为“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人”？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创造好的环境，尽可能地对做慈善的人宽容、理解和包涵，有关部门也要完善相关政策制度，能够让人们踏实地做慈善。长此以往，不愁公益的火种不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