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公使夫人的帝国回忆

　　翁德良

　　 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是一桩蓄谋已久的恶劣行径，此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和德国海军先后肯定了胶州湾优越的战略地理条件，而德国公使海靖则是促成占领事实的最关键人物之一。

　　 为德国海军谋求一处军港是海靖使华的核心职责，他到任后的第4天就提及此事，1896年12月26日，海靖更是直截了当地向总理衙门提出舰队基地的要求。就第二帝国对他的职务要求而言，海靖无疑是异常出色的外交官——强硬、傲慢、勤奋、决不放弃，这些品质也决不仅仅是海靖公使的“私德”。毫无疑问，这也是第二帝国的“公德”，强烈且极端的民族主义把一个叫埃德蒙多的德国人塑造成公使海靖，他相信实力是外交的基础，为了德国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他的偶像是俾斯麦。而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俾斯麦时代对外政策所要求的最高限度。

　　 1890年代的德国是个狂躁的国度，国家的统一、对外战争的胜利和经济的高速成长，为这个国家注入了蓬勃的野心，这个国家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相信海外扩张是德国的未来，培植海外殖民地是德国必须履行的使命，甚至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韦伯，也沾染上这种德国病，他与德国皇帝一样主张对外扩张，以自己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为豪，德国的国家权力利益是他思考的最终目的，德国的价值就是他的个人价值。显然，德国统治阶层决不缺乏与他一样为民族主义所塑造和激励的个体，他们忠实于德国的利益和价值，并孜孜不倦地为实现它们而战斗。

　　 海靖公使时刻谋划着从中国身上得到一块绝大的利益，在1896年3月19日给穆默（被义和团击杀的克林德公使的继任者）的信中，他的夫人提到，“德国必须得到一块可以和英国的香港相提并论的土地”。

　　 海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897年11月1日，巨野教案发生。海靖于11月4日知悉教案发生，随即他接到德国外交部密电，密电要求向清政府索要“最苛刻的赔偿”，海靖立即行动起来。德国官僚系统的精密运作如同一具德国制造的机械。

　　 随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在德国政府的掌控之中，德国占领了胶州湾，德国强迫清政府承认占领事实，德国强迫清政府赔偿教会损失并扩大教会所得……但这真的就是德国的胜利吗？海靖夫妇当然认为这是德国的胜利，也是他们个人的胜利，然而这是一种韦伯推崇的“政治成熟”的成就吗？

　　 仅仅20年之后，德国就失去了它在东亚的一切。此时的韦伯检讨了俾斯麦的政治遗产，他痛切地说，俾斯麦没有留下任何意义上的政治遗产，他留下了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素养的民族。在俾斯麦治下，议会像一个傀儡，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声望，而有些人居然就此断定，因为议会水准低下，所以它只配无权无势，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尽管官僚科层制在德国运转良好，大量优秀的官僚对其义务的履行无可挑剔，但缺乏政治素养的民族传统还是无法保证他们成为“政治成熟”的治理阶级，他们的专业化和职业操守都无法阻止德国走向灾难。

　　 职业官僚海靖公使完美的工作到底无法掩盖帝国主义侵略和垄断的政治经济实质，这就是海靖公使的政治贫血症。他知道权谋，知道斗争，但不懂得和平和互惠互利的政治经济学，他兢兢业业地执行帝国的战略，却从未思考过这种战略对德国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一种“政治不成熟”。

　　 在韦伯看来，德国国家统一、经济崛起以及高素质行政官僚阶层的形成，是一种“外在强盛”，“外在强盛”并不必然能够收获“内在强盛”，后者要求整个民族的政治素养从俾斯麦传统解脱出来，韦伯渴望德国也建立起可以与英国相提并论的议会政治，职业行政官僚不具有超凡魅力权威，俾斯麦之后国家再无领袖，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产生合格的领袖，才能使国家走在正确、和平的道路上，才能使政权获得它必需的合法性。

　　 当然这都不涉及海靖公使，他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海靖公使的头脑里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斗争思想，一点也不具备深刻的政治自省能力和精神，他只是一个官僚，在他的专业领域内行使职权和一定程度的威权，满足于威权的直接成果，威权的成果依赖于强力垄断，虽然与和平的经济成果背道而驰，然而它足够巨大，让一整个时代和国家为之癫狂。

　　 然而，在政治成熟的新时代，德国的新海靖们必须理解这样的思想，即和平和互利才是外交真正的使命，扫除横亘在贸易和信息自由流动之前的障碍，是最有价值的工作，它不容许有特权、强迫和欺骗，基于平等自由自愿的基础，双方的合作完全可以增进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经济福利。而帝国主义则认为，世界是一场零和游戏，要增加自己的财富就必须剥夺别人。海靖在《德国公使夫人日记》一书中所记述的一切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是徒劳，是无用功，在完成“政治成熟”的路上，德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好在今天大多数德国人都明白，德国民族主义自豪感取决于他们和平的市场竞争力，而非四处挑起争端和战火的军事力量，它给别人带来灾难，也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挫折。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展现的那种弱肉强食的场景，已经被永久地抛弃在旧的19世纪和20世纪，在基于自愿合作的自由市场关系中，帝国主义是个伪问题，《日记》是我们屈辱惨痛的记忆，却不会是我们未来的威胁，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也必须实现类似的“内在强盛”，走向自己的“政治成熟”。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