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改革新共识：公平与可持续

　　李东超

　　嘉 宾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张占斌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20多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长期以来也积累下一些问题，例如政府主导力过强、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等，逐渐演变成结构性矛盾。现在离十七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还有不到8年时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化解结构性矛盾，已成当务之急。

　　近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举办的第九届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上，国内多位学者就未来中国改革之路建言献策。“走向公平与可持续”是本次论坛的主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表示，公平可持续发展已是当前最大的改革共识。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目前需要第二次市场化改革，其关键是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正步入增长阶段转换期，但在他看来这是正常现象，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要适应经济转型的挑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的观点是，财政改革要有明确的目标，财政收入的年增速不得超过GDP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则认为应坚持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共识，建立民富优先的公共政策体系，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

　　高尚全：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高度依赖改革的新突破

　　我国当前的改革，面临与30年前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为此，中央提出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我看来，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就是要适应世界经济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阶段性特征，还要适应全社会对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期待。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保证社会公平正义，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培育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最为集中的共同期待，也是最大的改革共识。

　　走向公平可持续，建立比较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迫切要求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上尽快取得新的突破：

　　第一，深化资源能源价格和垄断部门改革。市场竞争性定价机制是能源资源优化配置的最有效途径，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我国垄断行业改革整体滞后，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直接制约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

　　第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在去年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深化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但因既得利益掣肘，利率形成机制改革难以启动。

　　第三，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最为关键的一项改革是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第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客观上要求加快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农民真正平等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切实维护农民的公民权益，尤其是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要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方案，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土地增值中的收益。

　　第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能否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能否有实质性突破。政府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认为，推进上述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必须全面协调总体推进，但更需要取得重点突破。不能只选择相对容易的改革，把难度大的改革继续往后拖。需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攻坚。

　　迟福林：二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政府改革

　　今天，中国的转型与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迫切要求市场化改革导向的战略性转变，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实现这一转变，决定着中国转型与改革的成败，决定着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前景。

　　为此，中国首先应改变政府主导，追求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的产物和过渡性体制安排，适应了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但这种增长方式过度倚重行政力量，限制市场作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大，忽视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不改变政府主导，难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改变总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

　　改变政府主导，就是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以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为导向，利用市场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以在短期内保持一定投资规模的同时，为中长期走向消费主导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第二，要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改变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重在国有资本的合理配置；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顺利益关系，需要国有资本及其收益能够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需要确立公益性的战略目标，加快实现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和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国有资本应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争取5年左右由目前的10%~15%，提高到25%左右，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

　　第三，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公平分配的利益关系。多年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使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体制性、机制性失衡，并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着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和以公开透明为重点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面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现状，现在到了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财产公开透明的时候了。一要尽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争取“十二五”末期覆盖所有的城镇居民，2020年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二要在未来2~3年全面推进官员财产公开；三要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实现财政预决算的公开透明。应当说，以公开透明为重点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主要不是技术条件具不具备的问题，而是改革有没有决心与魄力的问题。

　　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关键在于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与政府改革。以公平可持续为导向引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第二次市场化改革，比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更具有时代意义，也更具有挑战性，需要付出更为艰辛、更为长期的努力。

　　刘世锦：中国经济很可能正步入增长阶段转换期

　　今年一季度GDP增长8.1%，增速已延续了约两年的回落态势。那目前出现的经济增长放缓，仅仅是宏观紧缩政策下短期的周期性回落，还是反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

　　历史上从未有过大型经济体保持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创造了奇迹，但高速增长毕竟是一种阶段性现象。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左右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

　　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在2013~2017年。最近，东南沿海几个经济大省（市）的增速均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下台阶应先从东部发达地区开始。我国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很有可能已经开始。今年一季度的运行态势似乎在支持这一判断。

　　但这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这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同于我们有时说的对增速的主动调控，不是说我们想让它高起来就能再高起来。如果能将这样的速度保持一二十年，中国将会避开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入高收入社会。也就是说，我们仍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前景保持乐观。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适应经济转型的挑战。为了适应这样的一个转型，有三个问题特别需要关注。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在高增长末期和增长阶段转换期，不确定性相应增加，政府直接干预的优势减弱。政府应从较多的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向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

　　二是促进机会均等，目前较大的收入差距从深层看主要缘于机会不均等。政府应从基本生存、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全方位、实质性地促进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提高全社会的机会均等水准。

　　三是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改变“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中国应加快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企业要实现在6%~7%的增速下也能盈利。我个人预期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产业布局，应该是少数拥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大企业，特别是民营大企业，与一批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中小企业。

　　周天勇：财政改革要有明确的目标

　　财政改革必须明确基本目标：

　　一是政府全部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应超过28%，最多不能超过30%。现在通过计算，政府全部的收入占到GDP的34%~35%。有人解释说我们用得多，所以比发达国家多收。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一般在4万美元，我们现在才5000多美元，而且政府提供福利的原则仍是“广覆盖、低水平”。

　　二是财政收入的年增速不应超过GDP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

　　三是政府实际的全部支出不应超过整个政府开支的18%。我们有没有决心把公务支出的比例每年下调两个点？到2020年时，把政府的公务支出这一块压到18%？

　　四是五级财政要改为三级财政。一级政府一级债权一级收入，做到省级政府严格卡死收入占比15%，县级政府占比30%，但中央政府转移支付15%给县级政府，最后的支出结构应当是中央政府30%，省15%，市县55%。

　　五是全部债务进预算，显性化，不应超过GDP的60%，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3%。

　　六是从今年开始，每年减税１万亿元。

　　财政改革还必须明确关键部位。

　　一是全部收入进入财政，现在土地出让金、社保收费都没有进入预算。国有企业的利润40%上交财政，不要返还；社保收费由税务征收，全部进入预算。土地出让基金改革，以税代金，不要再搞出让金。

　　二是预算编制改革。人大严格控制政府“三公”经费膨胀的局面。

　　三是财政体制上建设预算和一般性预算分开，全部建立建设性预算，债务还本付息列在一般性预算，显性化，有利于控制地方政府借债。

　　四是要么全国“两会”在12月份开，要么改革会计年度。

　　财政预算应提前9个月编制预算提交人大，人大辩论预算的时间不能少于整个人大会议时间的60%。

　　张占斌：坚持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共识

　　中国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市场经济功不可没，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集中表现为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

　　一是要素改革不到位，一些重要的要素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导致价格信号失灵，各种高投入、浪费也就在所难免。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国有企业改革这些年来实现了做大的目标，但离做强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虽然有不少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但存在负面的评价，例如与民争利问题。

　　三是金融改革不到位，一方面金融资源配置不是很合理，很多金融资源没有很好支持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银行的垄断门槛还较高。

　　四是政府的改革不到位，首先政府控制的资源过多，尤其是控制经济资源过多。

　　五是社会改革也不到位，社会矛盾开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发展要积极进行创新。这样才有利于政府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六是法制建设不到位。这些年中国的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成果，法律体系也初步形成，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依然存在。

　　总的来说，六个改革的不到位说明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还处在一个初步的发展时期，离比较完善和更加完善还有很大的距离。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第一，要坚定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坚持这样一个共识。第二，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拿出更多的时间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建立民富优先的公共政策体系，推动我们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早日实现。第三，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顶层推动，特别是改革和改革之间配套要下大工夫。第四，要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而且要勇于突破、敢于突破，下决心突破。

　　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环节在哪里？就前面讲的六个不到位而言，要点在于：一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包括土地、利率、资源等。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需要大发展，二者应该是共同成长的关系。三是金融改革的重点，是要更好建立服务民生、服务经济发展转变的体制。四是政府改革的重点，要创造一个好的制度和好的标准，促进机会均等，特别是财税方面，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五是社会改革的重点，应该用法律鼓励社会组织成长，扶持社会组织成长。六是法制建设的重点是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