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食源性疾病：非法添加导致高昂社会成本

　　徐燕燕

　　[ 厉曙光认为，现在“违法成本太低，执法成本太高。同时监管的投入还远远不够”。

　　以上海市为例，一个区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平均只有三十几个人，而食品企业有5000多家。“两人一组进行监督，假设365天不休息，每两个人一个月要走访150家企业，一天要走5家企业。如何够？” ]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近日表示，最近一次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显示：平均6个半人中就有1人次罹患食源性疾病？

　　“这意味着一年有2亿多人次患病，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大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主任厉曙光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据我国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统计，2006~2010年，共收到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报告2023起，累计发病62920人，死亡967人。

　　但食源性疾病并非中国独有，在许多国家都导致了高昂的社会成本。只不过中国食品行业中屡见不鲜的“非法添加”尤其增强了食源性疾病的风险。

　　患者人数少于欧美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凡是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病原体使人体患上感染性或中毒性的疾病，统称为食源性疾病。

　　一般情况下，食源性疾病由少数病原引起，如病毒、寄生虫或细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引起肠胃炎，并危及到那些因年龄或免疫功能低下而特别脆弱的少数人的生命。

　　虽然每年2亿人次患病的数据颇有些触目惊心，但统计数据表明，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食源性疾病威胁尚未达到令人闻之色变的程度。

　　据统计，美国每年因食源性疾病导致约4800万人患病。仅在2011年，美国因食源性疾病有3037人死亡；相比之下，中国人口约为美国的4倍，但只有137人因食物中毒死亡，只有14例归因于病原微生物。

　　“从历年的统计来看，中国得食源性疾病的人次都比欧美要少得多。”厉曙光说。

　　但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营养系杨科峰认为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就少。

　　杨科峰表示：“由于我国食品监测体系建立较晚，同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很多中小城市、乡村的数据不能及时统计在内，也造成了数据的不完整。”

　　我国食物中毒报告网络从2000年开始建立，到2008年底覆盖全国2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10年开始建立以搜集信息和数据为目的的全国食源性疾病（包括食物中毒）报告网络。

　　此网络的具体上报流程是，从基层医疗机构发现中毒确诊病例、疑似病例，通过县（区）、市（地）、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逐一通过网络填报，逐级确认审核后上传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对医护人员对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异常健康事件的判断能力、各级医院的审核能力以及普通百姓对食源性疾病的认识和意识有较高的要求，以降低漏报率。

　　“不仅仅是食物中毒，比如寄生虫病、肠道传染病、食物过敏、因为农药残留、化学污染造成的慢性中毒都算食源性疾病。有的人肚子不舒服没有去医院看病，也许他已经得了食源性疾病。”杨科峰说。

　　目前，我国食品的监督、查处等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但是具体监管则由农业部门、质监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四个部门分别负责监管。

　　厉曙光认为，我们国家的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相对比较成熟。老百姓自身对食源性疾病的认识和意识还存在很多的不足。

　　食源性疾病有其临床诊断标准，其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烧等是最为典型的症状，“而很多中国百姓不太重视。”厉曙光说。

　　医学期刊《柳叶刀》上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某女士于一个信誉好的超市购买了椰浆饭，她和女儿在食用后很快就生病了。翌日，其公婆在食用之后也生病了。他们并没有前往医院，而是自己购买了药品服用，并且从未想过去举报这件事。

　　厉曙光认为，大多数中国百姓长久以来的观念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国外发生类似的症状则会触发赔偿，甚至饭店停业。

　　中国特色：人为添加

　　近日，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发布报告，指出食源性疾病的暴发可能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厉曙光表示，这是普遍认同的规律。“细菌繁殖的最佳温度是25~32摄氏度，温度越高，细菌繁殖越快，因此到了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多发季节，这是常识性的问题。”

　　但杨科峰认为，气候并不是我们国家食源性疾病最为担忧的因素。“在我们国家更多是化学污染导致，比如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这和气候是没有关系的。”

　　目前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化学污染、非法添加类食品污染比较少，主要是细菌导致食源性疾病。而我们国家最主要的食品污染是人为因素。

　　同时，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刘秀梅也曾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我国的相关监管部门、消费者和食品加工企业对添加剂违法滥用、农药残留等食品化学性污染比较重视，对食品微生物安全问题却关注不足。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个农产品预加工技术会逐渐普及，中国工业化食品可能将引发食源性疾病。此前美国便出现过冰激凌中毒、巴氏消毒奶中毒、花生酱中毒等事件，我国目前除了三聚氰胺、瘦肉精等食品安全问题，还没有发生细菌污染工业化产品的事件，但行业一定要对此警惕，因为一旦发生问题，影响的不是一家一户，而是整个销售链，波及面更广，影响人群更多。”刘秀梅说。

　　食品中可能造成食源性疾病的生物性危害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致病菌及其毒素，如沙门氏菌、单增李斯特菌、金葡菌等，主要导致胃肠道疾病，严重的会造成肝、脑、肾等脏器的损害，甚至死亡；第二类是产毒真菌和真菌毒素，包括黄曲霉毒素等，或造成人的急性中毒事件，或因长期摄入造成消化道癌症等疾病；第三类则是病毒和寄生虫。

　　据统计，2006~2010年，我国由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数和患者数最多,分别占40.09%和61.92%；有毒动植物引起的暴发事件数和患者数分别占30.70%和17.64%。化学物引起的暴发事件数和患者数分别占17.99%和9.90%。

　　每年千亿社会成本

　　由食源性疾病增加的社会成本也是笔不小的负担。

　　据有关专家测算，每年中国的食源性疾病造成的医疗成本和生产效率损失估计在360亿至1680亿元人民币之间。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数据则显示，美国每年因食品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0亿美元。

　　厉曙光认为，现在“违法成本太低，执法成本太高。同时监管的投入还远远不够”。

　　以上海市为例，一个区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平均只有三十几个人，而食品企业有5000多家。“两人一组进行监督，假设365天不休息，每两个人一个月要走访150家企业，一天要走5家企业。如何够？”厉曙光说。

　　很多企业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也增加了食源性疾病的风险。

　　“有很多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原材料；根本没有经过食品安全检测，照样把食品卖出去；企业员工根本不具备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等。”厉曙光说。

　　据统计，目前中国共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44.8万家，其中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35.3万家，占企业总数的78.8%。这些小企业小作坊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和难点。

　　专家认为，食源性疾病光靠监管是不够的，关键是从源头管住。“应该把关口前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才是关键。”厉曙光说。

　　刘秀梅认为，目前我们国家检测溯源的技术已经掌握，但是应用到全国不同省份，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实际效果都会有很大差别。“国家投入不少了，特别是技术设备方面的投入。设备不比美国实验室差，包括省市都有先进的溯源仪器，但是有些仪器搁置在那里，没有被充分利用，可能是因为没有人会用，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设备利用度问题。科普知识、检测能力、技术人才问题等方面，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

　　杨科峰也表示：“食品安全当中并不需要太多高精尖的东西，而是需要把相关的检查和监管体系健全起来。面上的问题不解决，去研究深层次的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