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部门绑架了计生政策

　　梁发芾

　　有媒体最近报道，全国31个内陆省市社会抚养费的总征收规模可能高达279亿元，但这么巨额的收入到底如何使用，处于不公开不透明的状况。有专家说，“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已成为计生委的重要财源。”

　　中国自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对于超生者一向都予以严厉处罚，体制内职工将会被开除公职，农民则往往面临巨额罚款，甚至遭到拆房拉牛没收家庭财产并强制结扎的处罚。

　　而从经济处罚的名义看，此项费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定为社会抚养费，但万变不离其宗，它本质就是一种罚款。

　　2002年，国务院制定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

　　此规定有悖于《立法法》。我国《立法法》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显然，公民个人的财产，也属于非国有财产的范畴，对于公民财产的征收，必须由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法律。这种规定体现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除非人大或其常委会授权，其他任何组织并不能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强制征收非国有财产。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办法，制定者不是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而是国务院，具体的征收标准，甚至又由国务院授权给地方政府，由各地制定具体办法。

　　对于当事人来说，社会抚养费数额很大，但政府在制定相关办法时，更多考虑的则是征收的方便和政府的利益，从征收的程序上无视被征收人的权益保障，从征收的标准上更体现为给政府创造多多益善的财政收入，而被征收人的权益处于完全缺失状态。所以说，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不但法律依据不足，而且也存在很大的权利义务失衡问题。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依据先天不足，而这种费用的征收和使用更是弊端重重。用什么手段征收的？收了多少？用于什么地方？都处于失范状态。

　　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中，程序问题是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问题。而事实上，因为没有法律程序的严格约束，一些地方的征收是非常主观随意，非常无视被征收人的权利保障的。有的地方拆房拉牛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地方更荒唐，居然把十几年二十年前超生的旧账，从头算起，笔者家乡某县曾发生如下奇闻：有人已经成年就业了，某日忽然被通知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因为他是多年前的超生儿。通过这种翻旧账的方式，该县一下子收到数百万元的财政收入。

　　除无序之外，社会抚养费备受诟病的地方还在于，其数额和使用的方式一直拒绝列入预算，拒绝向社会公开，成为政府的秘密小金库。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初衷，正如名称所示，其前提是假定超生的孩子给社会带来负担，超生者必须向社会出钱补偿这种负担，减小社会为抚养超生孩子而付出的成本。姑且假定这个前提是正确的，社会抚养费也必须列入预算，用于社会公共服务，这样才算是真正补偿了社会的成本。而列入预算，收入和支出都向社会公开，则可以接受社会的监督制约，保证其真正用于社会事业而不是被中饱贪污。

　　现在，为数极为可观的社会抚养费，却成为政府私财，并未列于预算，要么用于奢侈腐败，要么被装入官员个人口袋。社会抚养费实际上抚养了庞大的计生队伍。当超生者倾家荡产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用于抚养政府和官员时，社会抚养费已经完全失去其存在的道义基础。

　　更何况，在生育率大为下降，老年社会提前到来的情况下，多生孩子已经不是给社会添麻烦，而是给未来社会创造劳动力，收取惩罚性的社会抚养费已经不合时宜。

　　目前，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出生率的下降，青年劳动力的短缺，我国人口危机已经敲响警钟，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调整，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和社会抚养费政策应该尽快，代之以更为灵活弹性宽松的生育政策。必须警惕的是，政策调整，必然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

　　各级计生部门和数量庞大的计生队伍，是寄生于现行计生政策和社会抚养费上的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而一些靠社会抚养费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的基层政府，也将社会抚养费作为摇钱树，反对计生政策的调整和松动。如果让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绑架整个社会，那么，这将是对中华民族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