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盲目建设摩天大楼将把经济拖向深渊

　　唐黎明

　　拓展城市空间，树立城市地标，以摩天大楼来展现城市形象和经济实力，成了现代城市热衷的发展路径。城市在发展到某个阶段，会出现对超高层建筑的病态追求，这种追求集中展现在中国的摩天大楼建设热潮中。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一摩天大楼建造国，上海尤其如此。已建的环球金融中心492米，在建的上海中心632米，拟建的上海超群大厦将高达1228米，建成后可以入住10万人口，总体花费大概是150亿美元。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在不断地刷新上海高度。

　　据统计，中国目前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已经超过200座，相当于美国现有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是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在金钱和权力的追捧下，摩天大楼变成了城市繁华的象征，甚至成为国家的荣耀。不过，摩天大楼归根到底是一件经济性物品，是经济尤其是金融的力量推动着摩天大楼平地崛起。因此，摩天大楼一方面可以被视为一个经济指标，被视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标志，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经济衰退的警钟，因为与摩天大楼的浮华表象如影随形的，还有摩天大楼诅咒，即“高楼建成日，经济衰退时”。

　　20世纪初以来，全球共出现了四轮摩天大楼热，而每一次，都伴随着经济衰退或金融动荡，经济危机与摩天大楼具有“百年病态关联”。摩天大楼的建设周期一般是五到十年，十年足以形成一个经济周期。摩天大楼的修建，多缘起宽松的政府政策以及对经济乐观的态度，政府通常会鼓励大型工程的兴建，继而引发过度投资，当引起的泡沫即将危及经济时，政策也会转为紧缩以应对危机，使得摩天大楼的完工成为经济转变的警钟。

　　即便如此，摩天大楼的建设狂潮还是在全国蔓延，不仅仅出现在京沪等一线城市，许多并不具备“摩天大楼”建设能力消费能力的三四线城市也陷入“摩天狂热”。城市人口不足100万的广西防城港市，计划兴建528米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GDP总量刚破千亿大关的贵阳，规划了17座摩天大楼，在内地排名第五；而“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也将建起328米的高楼。

　　各地摩天大楼的建设热潮，大多源于地方政府打造政绩工程的盲目冲动。政府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GDP增长，建设摩天大楼，既可以拉动GDP增长，又是看得见的政绩工程，何乐不为？不过，在当前的地产寒潮下，这些摩天大楼的结局堪忧。去年底被中信集团以63亿元人民币拍下、位于北京CBD地块、原规划建成510米高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樽”，虽然预计投资回报率超过6.5%，但项目扰攘一年至今未动工。而位于广州荔湾、预计超过600米高的“钻石大厦”，更可能雾里看花终成空。

　　政府依靠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固然不会轻易让经济陷于崩溃。不过，即使崩溃不会发生，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或许是大概率事件，这也许就是重蹈摩天大楼诅咒的开始。

　　从投资主体看，中国摩天大楼的投资主体相对单一，加大了后期运营的风险。美国排名前50高的摩天大楼，仅有16座是房地产或物业公司投资，其余34座主要来自零售、石化、汽车、航空、港口等实体企业出资建设。但在中国大陆，排名前50高的摩天大楼，房地产企业就占了25座，以实体企业投资为主体的美国发展模式，意味着大楼建成后出租运营压力不大，企业总部本身就会消化一部分。而由房地产企业开发的大楼，则面临着建成后的销售或出租压力，一旦财政紧缩，过度投资的风险堪忧。

　　从行业类别看，在繁荣时期异常兴旺的新兴行业和金融行业是摩天大楼的主要追捧者，而这些行业由于资本高度密集，也是受经济周期影响最为直接、受危机影响最为深重的行业。

　　从管理运营看，摩天大楼的后期维护成本远远大于建设投资的成本。一般而言，超过300米，摩天大楼就失去了因集约用地换来的经济价值。高420米的上海金茂大厦，每平方米造价为2万元，建设总投资50亿元；而日常的管理维护费用每天就需100万元人民币。如果以65年的大厦使用寿命计算，管理费用大约是建设投资的3倍。

　　纵观一个世纪，促使世界最高建筑物兴建的，并非建筑设计或科技进步，而是大量资金突然涌入。过度投资与金融投机通常是经济危机的起因，正是这些事前的繁荣假象造成了事后的衰退。低廉的利率、膨胀的需求、上涨的资本价格、大多数人盲目乐观的心态，以及政府攀比打造城市地标的推波助澜……种种原因集合产生的“黄金状态”构成了摩天大楼的需求，这种发展建立于泡沫之上，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摩天大楼绝非简单意义上的修建一座超高层建筑单体，而是一个与城市环境和城市经济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不考虑城市的规模和尺度，缺乏对城市配套和经济水平的综合考量，不权衡后期的管理运营成本，盲目建设摩天大楼，将把整个城市经济拖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