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实感兑换未来

　　骆以军的《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读起来轻快，但立意却正与孩子们卡通般轻松虚幻的生活经验针锋相对

　　苏娅

　　“我的小孩喜欢看卡通片，在那个充满诱惑力的幻梦般的世界里，他们的经验被压得扁薄，他们是否还有对他人痛苦的同情、理解的能力？是否还有笑和抒情的能力？因为笑的能力，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唯有拥有这些记忆的人，才可能会心一笑。”这是触动台湾小说家骆以军写作《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的根源。

　　2005年骆以军准备动手写作小说《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时，个人处境十分艰难：次子降生、父亲中风，要面对的事情千头万绪，经济又很窘迫。等到次子两岁时，“在一种很微妙的愧疚感中开始写这本‘回忆之书’。”叙述的时间坐标被拉到儿子的暮年，他依赖时间拉开了距离之后的观看，在小说里写：“我仰赖的时间术，在小说之外的，包括宽恕、透过第三者放话的真相对质、另一种翻转的生命视景，或经由无辜纯洁的下一代重新学习的爱的能力。”

　　与去年在大陆出版的《西夏旅馆》信息之庞杂、写法之繁密不同，因为是假定写给孩子的书，《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阅读起来要轻快很多，作家试图透过句式的层次、语词的转折与堆叠，描绘一个被文化工业缩减的真实世界。

　　这个词汇量还很少的孩子，带给父亲语言描绘的想象力——他要努力描绘一个世界给他，这是一个直接的生命面对生命传递词语的经验，骆以军说：“设想未来，一切的流光幻影渐次消失的情形。所以，我总想对他说——睁开眼睛好好看这个世界，把一切记下来。”

　　透过对真实经验的顽强解析与抽象概括，骆以军的小说在抽象和具象的两极，试图写尽物象、人心变化和生成的最大可能。采访时，骆以军谈到一个实在经验，他认为：“‘虚构’正在变成一种对个体的灰色、浓稠的吞噬。”

　　以日本的动画片《追梦女神探》为例，讲权力欲如何透过高科技手段把同一个梦灌注到所有人的头脑中。骆以军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影射的是政治、商业的，通过网络、跨国媒体、文化商品的扩散削平所有人的世界，生活不再是复杂的、立体的，所有人变得如孩童般幼稚。”

　　写于《西夏旅馆》之前的《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则基本是跟一个小孩子的诉说，于是写得蛮轻松的。我在面对我孩子的时候，常常想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东西来认识这个世界。”易于被细节控制的观察方式，或许与骆以军的敏感有关，今天的他，尽管已做过上百场演讲了，但一次演讲结束他仍然感到紧张：“全身细胞像是死过了”，年轻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总会担心自己是否说错了话，是否冒犯了别人，事情过去很久了仍在不停回放当时的情境”。

　　对真相的认知要求非常迫切，以致面对着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常常感到想要把他们拉回到真实的世界，让孩子们注意到真实的世界里路边是有乞丐的、有年迈孤独的老婆婆，“我还希望他们看清楚眼前的这个饺子馆里后厨案桌边的师傅的手在揉面粉，飘在空中的面粉的光雾，让人看到蒸汽满腾的感觉。带他们走在夜市，我想让他们看见每一个摊位构成的一个整体，整桶柠檬水中很大的冰块缓缓滑落时闪烁的光的层次，各种美少女、痴情的男孩……”骆以军描述繁复细节的能力，在言谈中渐次展开，若不打断，这种描述会持续而复杂地生长，问他：“我们透过想象力得到的最可贵经验是什么？”他停顿片刻说：“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和理解的能力，在一个空间中对各个事物的关系和各人的处境的体会，跳脱出自己小小的世界去认识整体。”

　　对话

　　理解笑话的能力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界定想象力？在你看来，小说家透过想象力要达成什么？

　　骆以军：今天很多人把虚拟等同于想象力，但其实虚拟正是想象力的“缴械”，通过虚拟，我们或许能够看到童话般美好的世界，而人的心智也渐渐被改造为孩童般的幼稚。

　　想象力应该是对他人的痛苦同情和理解的能力，感性的能力，理解笑话的能力——因为笑话是一种共同的模糊的历史情感，唯有拥有这些记忆的人，才可能会心一笑。人类的文明用自身的积累，托寄于诗歌、戏剧或小说……去探勘世界的地狱之境，然后试图超越动物性与社会性的必然，去趋近神。小说是人类文明不断积累的结果——它必须也必然地，远远离开神话的原型。

　　虚拟的世界使我们的经验变得扁薄，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每一种经验都何其珍贵，作为人，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能力把视窗打开，打开，再打开。想象力并不只代表天马行空的虚构，它应该代表你的同情和理解，这样的人他一定不会只满足于正义或恶的判断。这个能力的获得，需要我们了解更多的历史的原型和结构，需要有抽象概括的能力，不要被“主义”裹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能力建构自己的身世，而不是与群体合一，任群体把一切不合群的部分消灭掉。

　　日报：你在小说中贯彻的最大“企图”是什么？

　　骆以军：比如登山者，他一定有几座想象中的高山，但到了这个年纪你会知道几乎不可能了。我们这一辈写作者可说是天残地缺吧，整个华人世界政治太动荡了，大陆和台湾各自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我们对历史缺乏结构性的把握。另一方面，不光是华人，整个亚洲的生活都太苦了，所以在20世纪下半叶，几代亚洲的人民都在用现实感兑换未来，大家都在拼，整个社会的设计逻辑也在用“富强”来要求我们，而欧洲的小说家，他们可能从中学教育中就吸收了纯文学经典的教养。

　　我们经过新文学的淘洗和现代国民社会的洗刷，旧学的底子很薄，整个教育都要把我们变成适应新时代的公民，教科书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东西很少。

　　日报：维特根斯坦在从事哲学研究之前，用很长时间追问自己的“使命”，他要明确自身选择的“正当性”，这种对“使命”的自觉非常可贵。你是否能感到自己小说写作的明确使命？

　　骆以军：物理学、哲学、小说发展到今天，所涉及的实验领域已经很“飞”了，比如他们谈论的“量子理学”，这个话题本身已经脱离了经验重力的限制，好似凌波微步一层层地推导上升，现代小说的背后是现代哲学，已经不是写实主义可以框定的，它的文本像是在进入一个很薄的时间的隙缝，打开来却是一个饱满、瑰丽的时间宇宙。

　　当代小说不只是写我的故事、我的经验，尽管我们有很庞大的民族的伤痛和社会的荒谬剧，只要写下来就有震动，但仅有这个还不够，它还需要有一些部分是抽象的，一层层地去建构新的结构、形成高纯度的文学原型。

　　我从二十岁决心写小说以来，一直在进行缓慢的、机械式的训练，直到今天仍然常有自暴自弃的情形，但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在某个领域中找到容易上手的事，但是否能进行更高难度的总体性实验，往往需要到中年以后才能确定。

　　日报：有人认为小说的本质是“解构”——即使一个作品最终以“结构”的方式呈现，写作中你如何把握这二者的关系？

　　骆以军：我对世界的观察有点像晕开来的感觉，会被细节牵引不断地生长，但是我的长篇是很结构的，这个结构的训练通过缓慢的阅读和抄写获得，比如我从年轻的时候抄川端康成的《雪国》、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好像棋手背高阶棋手的棋谱，这些棋谱变幻莫测，一生也无法穷尽这里面的奥义，它们值得不断重读、细读。

　　去年我的状态很不好，我又重读《白痴》，我同时在构思新小说《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核心人物，总有一个有着神性光辉的青年男子，他们有能力去动摇最渎神、最邪恶的人——用基督式的爱。我们需要用由爱而产生的对掌握爱和知识权力的人的反抗和脱离来获得智慧，小说也如此，必须通过由爱而产生的关系中具有操纵性一面的反制，一种弑父来完成，它可能不是直接地用“爱”这个词来描述，因为这个词太强了，而是通过诗的语言、通过笑与抒情诗。